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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的儀式感，常常始于一次盤點。12月2日，《咬文嚼字》編輯部發布的2025年十大流行語問世，給今年的中國人記憶留下了集體印記。韌性、具身智能、蘇超、賽博對賬、數字游民、谷子、預制××、活人感、“××基礎，××不基礎”，“從從容容、游刃有余，匆匆忙忙、連滾帶爬”，這幾個詞，是不是也是你今年的寫照？ 我們在“預制”的標準化框架里，笨拙而執著地尋找一絲“活人感”；在“數字游牧”的地理自由中，反而更渴求一份扎下根去的“韌性”；我們熟練地進行著“賽博對賬”，用信息流校準彼此的關系，心底卻懷念著那種不言而喻的舊式默契。這十個詞像一面鏡子，照出這一年的社會情緒和我們的百態人生——那是由無數個體具體的悲歡、未言的掙扎、微小的勝利所構成的真實2025。 詞典在不斷更新，而生活，總能在“從從容容、游刃有余”的理想，與“匆匆忙忙、連滾帶爬”的現實縫隙里，找到它自己頑強的呼吸節奏。 你的年度詞，是哪一個？ 如果這些流行詞里沒有你的答案，也歡迎提名你的私人年度關鍵詞，并附上理由。我們 珍視所有真誠的分享， 這些留言，會比任何榜單都更生動、更具體，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們時代最鮮活的注腳。 歡迎對號入座，來評論區說說你的故事，一起為2025畫上一個獨特的句號。 一起看看《咬文嚼字》發布的2025年十大流行語，有戳中你嗎？ 韌性 從前我們談堅強，現在說“韌性”。當我們炫耀自己的韌性，如同展示被生活反復捶打后依然幸存著的幸運姿態，對世界宣告：我還活著。 預制×× 該詞廣為流行，與預制菜公共話題密切相關。人們開始用“預制”來比喻那些被標準化、流程化、去個性化生產打造出來的人和事物，如“預制課”、“預制簡歷”、“預制人生”等，高效、安全，且味道穩定。 活人感 指個人在社交媒體或日常生活中展現出的真實、生動的特質。當AI以假亂真地共情，人類不得不重新“發明”真實，給自己的數字分身開具“我是活人”的證明。 賽博對賬 “賽博”是cyber一詞的音譯，意為與網絡有關；“對賬”則比喻雙方核對彼此的“生活賬本”。我們將共同經歷、交換的信息視為情感貨幣，賽博對賬讓一切趨于透明，也是一種情感風險管理，消解所有心照不宣的浪漫。 具身智能 具有物理載體的智能體，與離身智能（如大語言模型）不同。具身智能（如人形機器人）通過物理身體與物理環境的動態交互自主學習與進化，實現感知、決策和行動一體化，體現了人工智能的新發展。 谷子 英文單詞goods的音譯，本義為商品，是Z世代的情感錨點。他們購買的不是塑料小片，更是一段敘事、一個角色、一次情感投射的鐵證。 ××基礎，××不基礎 源自某穿搭博主的視頻，后擴展為調侃日常生活的一個萬能句式。“工資基礎，消費不基礎”，”人設基礎，發際線不基礎”，它用戲謔的方式，給普通人一個哲學武器，讓自己為不基礎的欲望或窘態，爭取一點點理直氣壯。 從從容容、游刃有余，匆匆忙忙、連滾帶爬 這一流行語源自中國臺灣地區一民意代表的言論，后經大陸音樂人改編成歌曲并走紅網絡。我們在這兩種狀態間高頻切換，狼狽是常態，從容是瞬間。 蘇超 “江蘇省城市足球聯賽”的簡稱。一場江蘇的業余足球聯賽，因為足夠本土、足夠鮮活而火爆出圈，成為中國業余足球聯賽的新標桿。人們正在靜悄悄地完成一場精神遷徙，不止足球，更是一種生活主張，從“附近的消失”中收復生活的具體主權。 數字游民 指沒有固定辦公場所、利用現代信息技術遠程辦公、具備良好自我管理能力的人群。“詩與遠方”打破了格子間和地理區隔，堪稱現代游牧民族。

每隔一陣子，關于“交家用”的花式討論就會沖上熱搜。 爭論分成幾個層次：有人吵該交多少“月薪三千，該交多少家用？”，有人吵該不該交“不交家用等于不孝嗎？”，還有人吵這筆錢是不是地域特色“難道只有南方人才要交家用？” 而很多網友則一臉懵地發出疑問：到底什么是家用？ 家用，顧名思義就是家庭所用的支出，特指子女工作后給父母上交一部分工資，反哺家庭。但這一在華南地區由來已久的家庭習俗，正在年輕一代中受到動搖。 有年輕人自嘲：“發工資第一件事，是給家里‘上供’，還花唄都得靠邊站。”也有人無奈吐槽：“工資一半都給了家里，感覺自己像個租客。” 相關爭議，正從對一種地域性生活默契的討論，變成折射代際關系與文化差異的公共話題—— 當許多年輕人面臨的職場狀況和生活壓力，已經與上一代人大不相同，圍繞“家用”的話題，早已超出本地傳統本身： 在家庭結構逐漸變化、個體意識日益增強的當下，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親情與邊界、責任與自主、付出與自由之間的關系？ 一畢業就“交家用”的年輕人 當父親提出交家用的要求時，小鑫感到錯愕，“以前只在電視上看到過，沒想到一畢業就降臨到自己頭上”。父親坐在餐桌的另一頭：“也不多交，每個月五百塊就可以了。” 同父異母的妹妹和弟弟在一旁默不作聲，小鑫知道，父親需要她做一個“帶頭榜樣”。在這樣傳統的中國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間，似乎有一個心照不宣的“老規矩”：父母辛苦把孩子養大，孩子成年之后，就要在經濟上和情感上照顧和回報父母。 家用的數額，并沒有固定標準，從幾百到幾千不等。阿晴在2019年本科畢業后，進了一家深圳的互聯網大廠。她被父母要求交的家用或許比絕大多數應屆生都要高，“剛工作的時候每月到手八千左右，要交6000，甚至我爸送我上班，我還要幫他交油費。” 很多年輕人，在互聯網上重新審視這一傳統。 這6000塊，一部分是給待業父親的生活費，剩下的用于還房貸。深圳的房產是父母早年來深圳打拼來的，阿晴的母親原是企業員工，但經歷過一輪裁員后失去了穩定工作。而自阿晴有記憶以來，父親一直沒有過固定的工作。 家在深圳雖然有房產，但阿晴的父母手頭并無多少存款，加上要還貸款，家里的經濟條件一直很緊張。 記得高一時學校組織火箭班（成績最拔尖的班級）去北京游學，當時父母為了掙錢，回湖南經營農場，阿晴寄住在大舅家里。當她開口跟父母講游學這件事，他們先是沉默，隨后問是否可以不去，班上有沒有人不去。 “（我）不想顯得不合群，暴露出家庭不富裕的事實，就哭著鬧著說要去，父母只好又跟大舅商量，讓大舅先出錢。” 在阿晴畢業工作了兩三年后，有次大舅請她去家里吃飯，偷偷把一個賬本遞給她，上面包括她高中生活費在內的各項墊付，大概三萬多塊。“對我爸媽來說不是一筆小錢，即使是現在，他們可能要一次性掏不出”，“相當于我的高中生活費是由未來的我承擔的”。 阿晴稱自己算“親戚朋友孩子里很省心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相當開明。父親生長在一個相對重男輕女的家庭里，父親又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個沒有兒子的，但他從來認為女孩不比男孩差。 從小父親就教育她“不要做家庭主婦，要學會獨立”。父母也從不逼她上補習班，尊重她的意見，如吃什么雪糕、買什么衣服、學什么樂器，都在培養她自己做決定。在阿晴看來，“爸媽并不壞，只是沒錢。” 關于家用話題的地域討論。 剛開始交家用的時候，阿晴和父母兩三個月就會吵一次架，“手里錢太少了，但是他們還在不斷問我要錢，我爸說‘吃穿住在家里，公司包三餐，他接送，日用品一起買，只需買衣物化妝品，1000多不夠嗎？”時至今日，阿晴還能回想起父親撂狠話的場景、神情和語氣： “就當是我借你的。” “錢給了就是給了，哪有孩子借錢給父母的說法”，阿晴從沒想過交出去的錢還能回來，也沒有想過要搬出去住，“如果拿錢搬出去住，相當于和父母撕破臉皮，但又還沒到這種程度”。 直到工作半年后，工作漲薪加上年終獎，她的手頭才寬松了一些，也不和父母吵架了。“父母從小教育我，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羨慕別人擁有什么，那就自己想辦法提高收入。” 阿晴的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湖南人，各有五個兄弟姐妹。在阿晴的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在世時，她的父母一直延續著向上一輩“交家用”的傳統。 這一行為，恰如社會學家費孝通所闡釋的“差序格局”，在這種以血緣和親緣為核心，像漣漪一般向外推展開來的傳統社會關系結構中，阿晴父母是各自家族波紋中的一環，通過“交家用”的方式向上一環的父母履行經濟責任。 在阿晴大學畢業前，父母就和她商量，說需要她搭把手還貸款，只是沒提具體金額。對阿晴的父母來說，交家用是一種家族傳承，“代表你是這個家里的一份子，能幫家里緩解一些壓力”。 2023年，受公司裁員和疫情影響，阿晴跳槽去了另一家大廠工作。“他們不知道我具體到手多少。準確來說，家用不是根據我的工資定的，而是他們一直需要這個數。我工作六七年，薪資一直在漲，但他們從沒多要，到現在還是每月6000。” 日元當時匯率比較高，所以阿晴就用日元直接匯款回國內了，還能抵日本的撫養稅（圖/受訪者供圖） 到今年為止，她已經交了6年家用，加上給家里買車，累積起來差不多有五六十萬。 阿晴給家里的轉賬記錄 （圖/受訪者供圖） 愛，家用和家 簡單來說，“家用”就是“家庭用度”，而“交家用”這一具體說法，則特指成年子女將部分收入定期、定額上交父母或家庭管理者的行為。作為一個在民間流傳已久的口頭用語，它最為盛行于華南地區，尤其在城市之外的鄉土社會盛行。 它不僅是經濟上的支持，更被視為子女成年后對家庭責任的履行與情感的回饋，凝結著深厚的家族觀念與傳統倫理。在其他地域，可能沒有專屬詞匯，但類似“寄錢回家”“給生活費”等表達，所包含的“經濟反哺”行為內核是相通的。 然而，對于部分成長于個體意識更強時代的年輕人而言，“交”這個動作本身隱含了對家長權威的單向服從，似乎削弱了家庭親情的溫情，缺乏幾分意愿上的尊重，違背了他們所追求的主體性和獨立性。 因此，“交家用”在一些更年輕一代子女眼中，被視為經濟獨立的障礙、父母權力的過度延伸，甚至是一種缺乏必要性的“隱形負擔”，尤其當父母并不真正需要這筆錢時。 小鑫的家里經濟條件還不錯，“算得上中產”，父母是早年從四川來東莞做生意的。她大學時一個月生活費兩三千。當父親召集全家人通知她交家用時，她想反駁但忍住了，“我既沒有資金，也沒有能力立刻逃離，就只能先遵守他們的規則。 ”第一次發工資交家用時，“很不舒服，但是沒辦法，后來我就開始安慰自己，就當是買自由”。 小鑫每月交五百的家用（圖/受訪者供圖） 對她而言，家用是一筆換取個人空間和內心安寧的“贖金”。扣除房租和上交的家用，每月雖然只剩2000元可支配收入，但如果住家里就得上交1000元且失去自由，因此她選擇搬出來住。 小鑫直言自己在家時精神高度緊張，會通過停車聲判斷他們是否回來，害怕和他們共處一室。就連吃飯，也是她獨自在房間里用餐。現在不在一個屋檐下了，小鑫反而感覺自在，“我不主動找他們，他們也不會主動找我。” 對于從小住校的小鑫來說，她像是這個家里的“局外人”，父母的關注重心始終在弟弟妹妹身上，“家里人平時很少溝通，除非發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去成都上大學，物理距離才帶來了精神上的喘息。那段離家的時光，讓她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 大二寒假，小鑫撿了只流浪貓，擔心家里人照顧不好，擔心小貓抓壞家具會讓他們不高興。她將貓完全養在自己的房間里。這只貓和她一樣，幾乎不與同屋檐下的家人打照面。 “以前我家養過一只橘貓，籠養的，脾氣很不好，還會攻擊人，后來我們搬家后就散養了，洗漱和食物都在外面解決。有一天，它走了，再也沒有回來。”大學撿到這只貓后，小鑫就想著一定要讓它生活得特別好，在自己身邊好好長大，就像是重新養育了一遍小時候的自己。 各自的課題 小顯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母親很快便問起她的工資，并委婉提出“可以給媽媽攢點生活費”，沒有具體說交多少。小顯裝沒聽懂，轉移了話題。工作了一陣子后，母親暗示過家里有一套房子的貸款沒還完，每個月一兩千，小顯提到自己還在還研究生的助學貸款，此后母親也再也沒有提過交錢的事了。 父母早年離婚，母親已經退休，有退休金和農家樂分紅，經濟上不需要小顯支持。在小顯看來，“如果我畢業后住在家中，負擔一部分伙食或水電費是合理的。但我一個人在外租房生活，并沒有必要再額外給家里交錢。” 真正引發兩人激烈沖突的，是小顯決定換城市工作。 由于畢業第一份工作壓力大、經常加班、大小周，她感到難以承受，打算辭職前往男友讀博的武漢發展。電話里，母親哭著說：“不然我生你干嘛”小顯也哭著反問：“那誰來考慮我？”她完全理解母親話語背后的傳統觀念：“既希望子女獨立，又不愿他們走得太遠。廣東文化很務實，很看重‘有用’，有一句很經典的話叫‘生你不如生塊叉燒，叉燒還能吃’。” 那次爭吵后，母親整夜失眠，狀態很差。小顯看在眼里，覺得必須打開這個心結，就建議母親和一位從事心理咨詢的親戚談談。心理醫生對母親說：“你供女兒讀這么多書，就是希望她能做出比你更好的決定，如果你不支持她的決定，其實就等于否定自己過去的付出。”在和心理咨詢師聊過之后，小顯母親開始逐漸接受并支持小顯的選擇。 當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學習承擔自己的人生課題，勇敢握緊自己的主動權。與此同時，他們也期待父母能逐漸收回過度關切的目光，將重心回歸到自身的生活之中。 自那次咨詢以后，退休前開過診所的的母親開始主動閱讀心理學書籍，像《為何家會傷人》。小顯和母親的關系也回歸到從前的狀態，母親在老家種種花，打打麻將，養貓貓狗狗，平時給她轉點補貼。小顯也會在母親節，母親生日的時候也會送點禮物或者轉個520，母親會開心地說“謝謝寶寶”或者用客家話講“阿妹，我好掛住你啊。” 小顯身邊需要交家用的朋友不多，只有個表哥畢業后在家打游戲不工作，家人讓他交家用來促使他獨立。“我覺得這種情況合理，但像我這樣在外工作的，交家用就不是必須的。” 同樣，在阿晴認識的同齡人和同事中，也沒有人交家用。“我爸從小教育我不要跟別人比較，所以別人交不交對我沒有什么影響”。但當阿晴開始重新審視過去的家庭決策時，她認為交家用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對于讀市場營銷并從事出海業務的她來說，“在目前的政治經濟形勢下，即便我能還上家里的貸款，也不劃算，房子會貶值，但流動資金可以用來理財增值。” 她也認為，“父母的課題應該自己解決，他們要完成財富積累。孩子剛工作攢不了多少錢，也要完成自己的積累。我家情況特殊，我因心軟和父母付出而扛壓力，但現在想開了。家用是孩子自愿出力緩解家庭壓力或討父母歡心，而不是強制性的義務。” 今年，阿晴與父母進行了一次正式對話，明確表示：“房子我不要了，爸媽想怎么處置都可以，到明年年底我不打算再出這六千了，如果他們想回老家養老，那完全可以把房子賣掉，過一個非常富裕的余生”。 父母聽完阿晴的話，沉默了很久后才說行，先走著看。但事情發展是否真的能如阿晴所愿，阿晴心里也沒譜。 在阿晴看來，理想的家庭關系應有清晰的情感邊界：“我和爸媽的關系是不太近也不遠。家庭大事有商有量，父母下決定前會問我意見。我有大事也不瞞他們。情感上雖然不近，但家庭義務上有共識，我每年會給他們買體檢套餐、付重疾保險，讓對象常去家里吃飯。” 她感慨自己的父母不過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人，積累一點小資產，磕磕絆絆生活到了現在，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盡最大努力給了我。”有時候加班到深夜，阿晴的母親會給她留一盞燈，到家后問她餓不餓，進廚房煮宵夜，等她吃完把碗洗了再去睡覺。“我在家里完全不用做家務，冰箱里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復雜得像一團難解的毛線。而“家用”，不過是從中抽出的一根線頭。輕輕一拉，便會帶出代際之間關于愛與控制、付出與期待、責任與主體性的漫長博弈。事實上，一個家庭是否要求子女“交家用”映照出的是兩代人在不同時代下形成的的價值觀與生存哲學。 因此，問題的關鍵或許并不在于“交不交錢”，而在于父母和孩子，能否學會尊重彼此作為獨立個體的邊界與選擇。這也意味著，子女與父母之間，或許從來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代際關系的本質，更像是一場持續進行的對話與磨合，其中有理解，也有委屈；有失望，也有溫情。每個人都渴望被看見，也在學習如何看見對方；都在尋求尊重，也在練習如何真誠地給予尊重。

觀察家的話： 五十年前的今天，漢娜·阿倫特逝世。重讀我們專欄作家周澤雄先生刊于八年前的這篇文字，非為行禮如儀的悼念，而是確認一種稀缺的精神質地。 當年，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看見的并非惡魔，而是一個放棄思考的庸人。她點破了“平庸之惡”，卻被渴望主場正義的輿論——那些“平庸之善”——圍攻。 她拒絕向世界提供廉價的情緒撫慰，她用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冷，承受代價，獨自向真理獻祭。 思想者不屑制造世俗鬧劇，但制造思想不安。在那個玻璃亭之外，當憤怒與站隊依然是公共生活的捷徑，阿倫特“不合時宜的勇氣”，似乎不再是歷史的陳跡，而是對當下的刺痛。 這構成了重讀的理由。 文/周澤雄 我們依此可以推斷，知識分子由于按照不同的準則生活，所以并沒有故事，有的只是一種招致不安穩的效應；他掀天揭地，震撼人們，卻無法以他的背景或交友來完全解釋清楚。 ——愛德華·W·薩義德 假如他干了什么，或者假如他殺人——千萬的人類，那么他仍舊不過是個小丑而已。——漢娜·阿倫特 漢娜·阿倫特，20世紀最富創見的思想家之一，竟同時成了一部傳記片的名字，讓人意外，也令人感動。電影是2012年由德國人拍攝的，德國曾是這位猶太裔思想家的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阿倫特的思維天賦——她還在兩位當世大哲馬丁·海德格爾和卡爾·雅斯貝爾斯手下接受了出色指點——使她在逃離歐洲前，已把自己鍛造得出類拔萃。阿倫特日后被視為美國知識分子，其學術成就多是在1941年流亡美國后取得的。 但是，思想者有什么值得電影工作者激動的呢？思想者是醞釀頭腦風暴的人，是天底下最不適宜借助活動影像展示其優秀的人——所以我們無法在電影院里看到康德的故事：從不出遠門，每天像鐘點一樣準時在哥尼斯堡街頭散步的康德，將令每一位導演抓狂。在去世前不久的1975年4月，阿倫特在哥本哈根接受一項由丹麥政府頒發的松寧獎（Sonning　Prize），以表彰她對歐洲文明作出的貢獻。之前的獲獎人中包括尼爾斯·玻爾、溫斯頓·丘吉爾、伯特蘭·羅素等人，她借機說明了自己“對公共生活的離棄”： 獻身于一種理論生活、一種沉思式生活已經預示著對公共生活的離棄，……老伊壁鳩魯給哲學家的那句勸告，即“在隱藏中生活”，常被誤解為一種審慎的建議，實際上它卻是非常自然地源于思想者的生活方式。因為與其他人類活動不同，思本身不僅是一種看不見的活動——一種不向外展示自己的活動——而且它也沒有顯現的需要，甚至沒有與他人交流這一非常有限的沖動。 阿倫特喜歡引用的兩條蘇格拉底持身處世格言，皆足以說明思想者的本質：“寧可與整個世界不一致，也不愿與自己不一致”；“寧可遭受不公正，也不愿去施行不公正”。思想者的人生主要在自我的精神層面展開，來自大腦皮層及靈魂深處的波譎云詭，既不足與外人道，外人也很難探悉究竟。好比棋盤前的圍棋國手，即使大腦里演算著驚天奇謀，肺腑間感受著無涯酸楚，舉止仍如老僧入定，缺乏動態的觀賞性，如果攝像機對著他們，觀眾會以為在看一張照片。棋手不是球員，思想者也不是政客，故《論自由》的作者約翰·密爾在《自傳》開頭，即向讀者打招呼： 在寫自傳正文之前，似乎應該說明一下，為什么我認為有必要為自己平凡的一生留本書作為紀念。我從來沒有想象過自己講敘的任何一部分，會作為一個故事或者因為與我有關而引起公眾的興趣。 在自傳里，嚴守思想者本分的密爾甚至一次沒有提到母親，提到弟妹也僅限于童年時期，意在說明自己曾在父親指導下接受了苛刻教育。就思想者的精神成長而言，無論密爾的母親多么慈愛（我對此一無所知），只要與其思想發展缺乏關聯，他就不著一字，絕然舍去。阿倫特想必也是如此，雖然她年輕時師從海德格爾，也曾與這位后來因高呼“希特勒萬歲”而惹來巨大爭議的幽邃哲人萌生些許情意，但任何意欲把兩人總體上不失安靜的關系緋聞化、八卦化的企圖，都是極不慎重的。也許，雅斯貝爾斯的態度才最為可取——當阿倫特向這位指導了自己博士論文寫作的導師承認年輕時與海德格爾的戀情，雅斯貝爾斯回應道：“啊，太有意思了。”然后打住。 令阿倫特走向大屏幕的，是一樁重大公共事件。這事件是如此有名，以至導演可以在電影里用一種驚悚片的鏡頭語言，先練練手感，順便刺激一下觀眾。導演知道，除了這么點開場小插曲，故事發展將無可避免地走向沉悶： 荒郊僻徑，草低燈昏，一提著手電筒的男人，走下公共汽車，瑟瑟獨行。軍用卡車從后掠過，車上跳下三個大兵，麻利地把步行客摁倒，再把他強行拽上卡車。車開走了，委棄于地的手電筒，以一道別扭的光束射向遠方，并且——鏡頭切換——點亮了一根香煙。吸煙者正是遠在美國的漢娜·阿倫特。 那是1961年，以色列的摩薩德特工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外綁架了戰犯阿道夫·艾希曼，并把他引渡到以色列接受審判。艾希曼是前納粹軍官，主持過希特勒最骯臟的“最終解決”方案，是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的主要執行者之一。作為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長官，他對死于該營的20萬猶太人，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盡管他的職責并不要求他直接動刀拔槍，或按下毒氣室開關。 阿倫特從《紐約時報》上讀到相關報道，突然萌生一個想法：她要去審判現場，她一定要親眼見識那個屠夫。 身為猶太人，阿倫特在納粹上臺伊始逃離德國，在法國呆了八年。德軍占領法國后，她被關進法國人設立的隔離營。不同于納粹集中營，但也庶幾近之，若非設法弄到了赴美簽證，她的人生隨時可能走向奧斯維辛；她是否會像摯友沃爾特·本雅明那樣倉猝間尋了短見，無人知曉——在轉道西班牙逃亡美國的路途中，她的行囊里一直珍藏著本雅明交給她的遺稿《歷史哲學論綱》。不管怎么說，幸存者阿倫特的命運一度擦著鐵絲網的邊緣，納粹皮靴夜夜踩向她的夢境，但（這是真的！）她竟然一次不曾目睹現實中的納粹，她還錯過了紐倫堡審判。戰爭期間她曾撰文呼吁建立猶太國和猶太軍隊，前不久又剛剛完成了杰作《極權主義的起源》，成為“第一個將第三帝國放入西方文化背景進行描述的作家”。無論為了學術使命還是嚴肅人生，她都認為，親赴耶路撒冷見證艾希曼的審判，至關重要。“出席這次審判，我總感到是一種應該對自己的過去所負的責任。”她說。 她給《紐約客》編輯威廉·肖恩寫信，申請作為特約采訪者前往耶路撒冷。《紐約客》大喜過望，該刊主編唯一擔心的是：“哲學家從不遵守截稿期。” 沒有跡象表明，阿倫特嗣后的采訪及撰稿，會引來軒然大波。《紐約客》無疑只是期待一篇更加犀利、輝煌的戰斗檄文，他們需要容忍的，頂多只是阿倫特那種哲學家的過度抽象，以及她那因英文不夠嫻熟而帶來的拼寫和語法問題——與阿倫特可以預料的深刻性相比，后者根本不成問題。總之，他們不僅期待阿倫特的大作讓《紐約客》大賣一場，還希望刊物能憑借阿倫特高超的思辨天梯，主持并引導高端討論。 關在籠子里的猛獸，也可能露出楚楚可憐樣。當阿倫特見到法庭上的阿道夫·艾希曼時，她驚呆了。她稱艾希曼是“玻璃亭中的男子”，因法庭擔心憤怒的證人和旁聽者沖動之下把艾希曼給撕了，所以讓被告在一個玻璃亭里出席審判。對艾希曼這類納粹戰犯，書生意氣的阿倫特似乎有一種既定之見，她以為，納粹戰犯必須符合她內心替他們預先繪就的形貌特征：猙獰，兇惡，傲慢，冷血，還有一種魔鬼般的智力；他們決不可能是傻瓜。 她看到的艾希曼，幾乎在任何地方都與她的先入之見相悖：猶疑，木訥，驚惶，眼神恍惚，舉止飄移，不時挖挖鼻孔，且不說他還是個戴眼鏡、穿西裝的禿頂漢。換句話說，假如惡人必須符合一定的形貌資質，艾希曼無法入選。這個也許可以算作有史以來最大屠夫的兇犯，事實上毫無兇殘之相。更令阿倫特意外并鄙夷的是，她發現艾希曼缺乏思考能力，像個白癡。總之，“他一點也不粗野，也不是非人類的人，也不是難以理解的。” 她腦海里立刻浮現出短語“平庸的惡”，這個后來成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副標題并晉階為現代政治哲學重要術語的短語，其實出自她丈夫布呂歇爾的口頭禪。阿倫特曾寫信告訴雅斯貝爾斯，頗以智力自負的布呂歇爾，“常常認為‘惡’是一種‘可笑的現象’。” 阿倫特也許過于執著自己的第一印象了，她是一流的思辨者，卻未必是老練的觀相家。她對艾希曼形象舉止的研判，多半忽略了“此一時，彼一時”的場合差異。“玻璃亭里的男子”未必是弱者，而僅僅是暫時居于弱勢。強勢者的趾高氣揚與弱勢者的萎靡氣餒，在不同的時空節點，的確可能居于一人之身。實際上，她的導師雅斯貝爾斯在遙遠的德國給她提供了補充材料，“能證明艾希曼的‘個人人性殘忍’幾個審判文件中的證據”。再說，艾希曼也許在人格上真的是個“小人物”，一個第三帝國殺人流水線上徒具人形的零配件，但他同樣可能出于本能的自我保護，在法庭上故意弱化自己。一個無法思考形而上學的惡棍，未必缺乏生存黠慧，阿倫特也許低估了他。 總之，阿倫特對艾希曼形貌的研判，就一位作家來說，大概不值得欽佩，它甚至可能是錯誤的。不少學者還指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的若干史實描述，同樣不夠準確。但真正的思辨之鷹，哪怕踩在一個搖晃的支點上，也能一躍而起，劃破長空。在優秀頭腦的運思之下，錯誤的觀察未必不能抵達深刻的洞察。 她試圖探索一種現象：一個缺乏思考能力、甚至沒有主觀作惡動機的人，為什么會蛻變成一臺殺人機器？她進入艾希曼的內心，指出其本質上的平庸性，本義不是否定或減輕艾希曼的惡行，而是將矛頭聚焦于體制之惡，進而思考公民在極權體制下的政治抵抗，以及如何承擔公民的責任。因為，有一點似乎很清楚，如艾希曼這類近乎無機物的辦公室屠夫或案牘兇手，一旦置身另一種制度環境，也完全可能成為守法良民。把他帶上法庭的，并非一種蓄意為惡的撒旦式動機，而是一種愚蠢的忠誠、一種放棄獨立思考的習慣。 在阿倫特眼里，放棄思考與泯滅人性，近乎一脈相承。她想借此提醒世人，使人變得冷血和沒心沒肺，不見得需要一顆撒旦之心，心靈的麻木以及對“元首的命令就是法律”的無條件信奉，同樣會把人貶低到可悲境地，極端情況下，可以使人一邊墮落為屠夫，一邊還做出一臉無辜狀。艾希曼在法庭上承認，如果元首讓他槍斃自己的父親，只要符合事實，他也會毫不遲疑地執行。說這話時的艾希曼，臉上似乎還有點清新態。 阿倫特探索作為納粹齒輪的艾希曼，絕非替“小人物”開脫，事實上，阿倫特不僅從未替艾希曼辯護，她對主審法官最終判處艾希曼絞刑，也表示認可。非但認可判決結果，還認可法庭的判決依據：法庭最終認定艾希曼比那些實際操作殺人機器的人，罪行更重。 或許可以說，如果艾希曼長著一張梅菲斯特般的魔鬼臉，“平庸的惡”就無從談起了。就此而言，作為一種重要概念的“平庸的惡”，具有相當的偶然性。但是，阿倫特仍然不會寫出如人所愿的文章，她那超越于族群認同和狹隘復仇的哲學家式正義感，仍然可能使她得出令人不快的結論。實際上，當年的猶太人社群主要不是被她對艾希曼的深度理解所激怒，而是因為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把矛頭對準了受害者。阿倫特只要具備稍許多一點點的世故，只要略微降低自己的正義之心，就不會寫出由下面這句話所代表的那10頁字： 對于一個猶太人來說，猶太領袖在毀滅自己民族事件中的角色，無疑是整個黑暗故事中最黑暗的一章。 另外，阿倫特還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了以色列的國父級人物本·古里安，這位以色列總理出于某種掩蔽在政治策略下的義憤，當時正打算把這場針對個體的司法審判，放大并轉化為一場表演性的國家謀略，以便“贏得國際社會對以色列的支持”。在他的幕后操縱下，以色列檢察總長吉迪恩·豪斯納親自擔任公訴人，公訴詞變成了一次長達9個小時的演講，公訴人如此告訴法庭：“我代表著600萬起訴者。但是，他們不能再站起來了，沒有人用手指著兇手……他們的鮮血在哭喊，但是他們的聲音是沒有人能聽見的。” 阿倫特失望地發現，大量出庭作證的證人，其陳述都與艾希曼個人的罪行無關。艾希曼被設定成一個供猶太人伸張正義的現成道具，只要起訴能起到“提醒世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一事實，并教育以色列的年輕人”（本·古里安語）的目的，公訴人并不介意讓區區艾希曼替整個第三帝國的種族屠殺罪來墊背。 這是阿倫特無法接受的，她說過：“若不為反對派的權利制定法律條款，就稱不上法治政府。”她可能還會想起羅伯特·杰克遜大法官在就任紐倫堡審判檢察官時說的一句話：“除非我們準備接受有時不利于本國國家利益的法律，才有可能成功地與其他國家合作，建立一個法律王國。”人不能被額外的重大意義處死，無論猶太民族的苦難多么深重，讓被告艾希曼以替罪羊的方式承受處罰，肯定有違公正。她強調指出： 在法庭受審的不是體系、歷史或歷史潮流，不是各種主義，例如反猶主義，而是一個人，如果被告恰好是一個職員，他被控告就正是因為職員仍然是一個人，就是因這種職位他才受到審判。……如果允許罪犯代表一個系統而服罪或抗罪，他實際上就成了一只替罪羊。 信守蘇格拉底的教誨“寧可與整個世界不一致，也不愿與自己不一致”，讓阿倫特付出了慘重代價。傳記片《漢娜·阿倫特》對傳主相當忠誠，它真實反映了阿倫特的文章在《紐約客》上分五次連載后引起的負面影響。那10頁（占全文三十分之一）針對猶太領袖的犀利批評，使雜志社受到海量電話攻擊，據當時《紐約客》主編統計：“10頁內容中的每一頁，都引來100個抗議電話。”阿倫特的同事開始與她保持距離，甚至不愿和她在同一個地方吃飯；校董事會“敬請”她“放棄授課責任”，理由是：“你可能招不到那么多愿意跟你學的學生了”。一位和阿倫特住在同一棟公寓樓里的“和氣老人”，托門房捎給她一張紙，上寫“下地獄吧，納粹的婊子”。以色列當局派人萬里迢迢地向她當面傳話，用威脅口氣要求她放棄出版《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更惱人的事實在于，幾乎所有批評者都沒有完整讀過阿倫特的文字，在寫于1964年的《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一文里，阿倫特回顧了自己的窘境： 首先，我想對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引發的那場相當激烈的爭論作些評論。我故意說“引發”，而不說“造成”，是因為這場爭論大部分針對的是一本子虛烏有的著作。所以，我的第一反應是用那位著名的奧地利智者的話來打發這樁事：“再沒有比關于一本誰都沒讀過的書的討論更有趣的事了。”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特別是在后期，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不僅以我從沒有說過的話來攻擊我，而且竟還有人為此而為我辯護，這時我逐漸明白，這樁有點兒奇異的事情比單純的感情用事或玩世不恭要更復雜。 面對一樁當事人和旁觀者均已事先持有不可動搖的結論的司法案件，哲學可能是多余的，綿密的推敲和辨析也顯得不合時宜，因為人們并不認為當下的正義處于撲朔迷離中。群情洶洶之下，人們只需要一種“主場正義”，他們要求阿倫特的只是簡單站隊；只有當阿倫特的意見不由分說地與看客保持一致，他們才可能欣然接受她的后續闡發。以納粹受害者為代表的那一方，早已將真理與正義視為囊中之物。他們的自信是如此徹底，非但不能接受絲毫異議，哪怕有人僅僅采取不一樣的言說姿態——比如，拒絕和他們一起吶喊吼叫，堅持用平靜的態度和堅定的理性進行探索，以便從哲學高度得出更加扎實牢靠的結論——也會遭到狐疑。 這是比拼立場和姿態的場合，人們只想看到一種表述：它由激越的煽情語言作為先導，像一隊隆隆開道的文字摩托方陣，中間則是一組組由不容置疑、排除異議的壓倒性口氣構成的文字方陣，結尾處必須用大量驚嘆號來壓陣。其中涉及的所有事實，都必須被定性為不容置疑、無懈可擊。 阿倫特的觀點不僅沒有滿足看客的既定之見，她還“擺出高級知識分子的樣子，把一場庭審變成一堂哲學課”，這注定了她在那一刻的失敗。 時過境遷，我們會難以理解“平庸的惡”所引發的巨大波瀾，因為我們已從淡定的時光里獲取了超然，再加我們不是猶太人，缺乏受難者那份感同身受的愴烈。回頭來看，正是那些期待平庸的正義的人，才對“平庸的惡”無法容忍。那是一些時刻準備為了所謂大是大非而放棄思考的人，或者說，思考之于他們，只是一個用來證明己方無辜、對方邪惡的工具，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思考就毫無用處。因此，極度諷刺的是，指出“平庸之惡”的阿倫特，遭到了“平庸之善”的全面狙擊。“平庸之善”與“平庸之惡”是否構成一枚硬幣的兩面，則是阿倫特留給我們的一個有趣話題。 阿倫特為阿道夫·艾希曼的審判寫下的文字，符合最苛刻的公共知識分子定義。為了自己信奉的真知，她義無反顧，“雖千萬人，吾往矣。”此語的核心不是勇氣，而是智慧。國人好言“大智大勇”，竊以為該詞非并列結構，而是因果關系，意即大智是大勇的前提，徒勇不足言智。不過，凡事莫走極端，阿倫特的表述的確過于高冷，欠缺啟蒙者的誠意——電影里的阿倫特曾傲然表示：“我拒絕向傻瓜們解釋。”她一邊意識到自己對普通公民提出的要求涉嫌“道德問題上的高深或老練”，一邊又希望公民養成“與自己相處、與自己交談的傾向，即投入我與自己之間無聲對話的傾向”，站在公共論壇上，卻將人民迫切渴求簡單答案的問題，擢拔為一種哲學迷思，一種哲人境界。這是阿倫特的卓越，也是她的不足。 不合時宜的勇氣也許是不同凡響的思想的煉獄階段，唯大智大勇者敢于承受并擔當。海德格爾當年曾提醒阿倫特：思考是孤獨的行為。

“進入廠區，請自覺放棄一切自由”——廣西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門頭上的這條標語，如同一把冰冷的枷鎖，刺痛公眾的眼睛。一種反人性的價值觀，竟然如此“坦然”甚至“理直氣壯”地宣示，讓人不寒而栗。 圖：該公司門頭所示標語，來源：瀟湘晨報 其中的認知錯位，固然是法治意識的缺失，也是內在觀念的流露。在這種價值觀里，員工進入生產空間，便自動剝離了社會人的屬性，退化為純粹的生產工具。廠區被異化為一個特殊的“場域”，甚至是“法外之地”，效率至上可以碾壓人格尊嚴，組織紀律能夠吞噬法定權利。 將生產場所“去人性化”的想象，與現代企業管理中“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與“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科學原則南轅北轍，更與企業運轉在法治軌道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馳。 更值得深究的是“自覺”二字。這并非簡單的強制，而是一種更為隱秘的異化。 它要求員工將外在的規訓，內化為“自覺”，主動地、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自由。這是一種對勞動者主體性的否定，意味著員工不是擁有完整權利和可以獨立思考的個體，而是被“格式化”、被支配的客體。 企業用“放棄一切自由”來定義雇傭關系，無異于宣稱：我購買的不僅是你的時間與技能，還有你的人格與權利。這是一種從肉體到精神上的侵占。 工作人員對記者的回應，凸顯了管理思維的傲慢與僵化。他那句“吃飽了撐著是不是，干點正事，作為人”，暴露出對權利意識的漠視與對公眾監督的抵觸。在他們看來，對員工基本權益的關切是“多此一舉”，媒體的監督是“不干正事”。 在很大程度上， 這種態度正是畸形管理文化孕育的必然結果，說明那種“理所當然”已深入某些人的骨髓，經內化之后才出現異化。 圖：疑似已撤換的門頭標語，來源：恒逸集團官方公眾號 令人深思的是，涉事企業并非作坊小廠，而是上市公司恒逸石化（SZ000703）的全資子公司。在人們的想象里，上市公司理應具備更規范的治理結構、更陽光的企業文化和更強的社會責任感。作為資本市場的寵兒，如果其肌體里流淌著漠視個體尊嚴的血液，那么它所創造的利潤、描繪的產業藍圖，其根基何在？企業品牌的價值不僅在于財務報表，更在于其社會聲譽與道德成色。 自由當然不是散漫無度，而是在法律與公序良俗框架下，個體享有的人格獨立、思想自主和權利保障。 在職場語境中，這種對自由的尊重意味著管理應以激發人的創造性和主動性為目標，而非以剝奪人的基本權利為路徑。工作，也是為了更好地生活，而不是以生活乃至自由的喪失為代價。 我們珍視自由，因為它關乎人之為人的根本。對這條標語的批評，絕非小題大做，而是一場必要的、對價值觀的正本清源。我們需要警惕那種將特定空間“例外化”、將人的權利“懸置化”傾向。 “魔鬼藏在細節中”。社會文明的進步與企業治理的演進，也體現在對這些細微之處的不妥協 。當一塊標語牌倒下，我們希望立起來的是對法治的敬畏、對權利的尊重、對勞動者發自內心的關懷。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這面被撤下的標語，應當讓更多企業管理者心頭警鐘長鳴。須知， 剝奪自由換不來長久的安全與效率；安全和效率的列車，也絕不能開往人性的荒漠。 唯有尊重與信任，才能讓企業行穩致遠。

圖片：AI生成 這兩天正值吉林省中小學生雪假期間（12月3日至7日），作為東北唯一一個高調給本省中小學生放雪假的省份，自打11月初官方公布消息開始，就在輿論上炸開了鍋。 和前不久浙江、廣東、四川等省份首次官宣給中小學生放秋假一樣，東北這個獨一份的雪假依然沒有逃過大批家長的口誅筆伐。 冰雪大省給本地孩子們放假去學習滑雪不是好事么，怎么就有這么多家長激烈反對？ 在社交新媒體上，不乏有被雪假搞破防的家長“破口大罵”，理由基本類似： 家長沒錢沒錢沒精力，耽誤孩子課程學習…… 勁旅君為此和一位從事青少年滑雪培訓的朋友談論起此事，后者卻非常不屑的吐槽： 別看有些家長在網上罵得兇，雪假期間給孩子搶滑雪課最積極的恰恰也是他們。 這又是什么邏輯？ 01 大家首先思考一個問題。 國內當下滑雪的主力人群是誰？ 或許你會不假思索的脫口而出： 年輕人嘛。 在北京冬奧會效應的加持下，外加上國家鼓勵3億人上冰雪的各類積極政策，過往這些年大批年輕人涌入滑雪場并逐步成為主力人群。 然而這兩年，國內滑雪主力人群卻在悄悄發生變化。 來自國內一家頭部滑雪機構的數據顯示，2020-2024年間，滑雪教學課程購買群體中超過30%都是6-12歲的青少年，而且這一比例還在快速攀升。如果有喜歡滑雪的朋友這幾個雪季細心在雪道上觀察，會發現青少年甚至低齡兒童的占比在大幅增加。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內滑雪主力人群正在走向低齡化。 為什么會發生這種變化？ 還不是因為家長的育兒焦慮與教育內卷。 這位朋友向勁旅君透露，最近因為吉林中小學生放雪假，很多家長都偷偷找自己來咨詢青少年滑雪課程的事宜，而且都非常急迫，其中有三個案例的家長非常具有代表性。 第一個案例的家長，孩子就讀于知名國際學校，之所以非常積極的幫孩子咨詢滑雪課，是因為在這類學校，滑雪不僅是一項運動，更是一種社交名片，其他的孩子都在學習馬術、橄欖球、冰球等，自家孩子必須要有一項拿得出手的高投入運動才行。而且現在孩子的同學中不少人都在學習滑雪，自家孩子不能落后，否則以后會被同學排擠，無法融入周邊朋友圈。 第二個案例的家長，孩子雖然沒有前一個案例那么卷，但是家長卻非常在意對孩子個性的塑造。這位家長老早就花重金購置了全套高端滑雪裝備，并且準備讓孩子從小趁著雪假早早接觸這項運動，在這位家長看來，滑雪可以讓孩子提升膽量、不懼挑戰，而且還能更具人格魅力。 第三個案例的家長，純粹是內卷跟風類型，這位家長無奈表示，孩子周邊很多同學都在學習或者計劃學習滑雪，這種氛圍下讓自己非常恐慌，感覺如果不緊跟這股潮流，自家孩子就會被時代拋棄一樣。 所以，有多少中小學生真正對滑雪感興趣或許未知，但是他們的家長們卻已經非常焦慮，圍繞著滑雪進行的教育內卷已然悄悄打響。 可問題是，為什么這些家長一邊主動內卷，一邊又起勁罵雪假呢？ 一部分家長是因為滑雪非常氪金，而且也的確很耽誤家長的精力和時間，但是這些情緒不能沖著孩子發呀，索性一股腦都發泄在社交媒體上；還有一部分家長，特別是那些被內卷裹挾的家長，其實心里真有氣啊，他們特別討厭內卷，也不希望有什么突然冒出來的雪假打亂自己的育兒節奏，然而現實情況又逼迫他們不得不去內卷，所以干脆就將這個鍋甩給雪假去背，自然是怨念深重。 因此才會出現，在線上對雪假罵得最兇的家長，卻在線下是給孩子搶滑雪課最積極這種極具反差效果的現象了。 02 值得注意的是，大批家長邊罵雪假邊讓孩子卷滑雪，其中至少釋放出兩個有趣的信號： 其一，滑雪的確正在從一項貴族運動迅速向平民化、大眾化轉變。 來自攜程數據顯示，今年吉林省中小學生雪假期間，北大湖親子滑雪課程訂單量暴漲210%，教練團隊全員滿負荷上崗還需提前三天預約，足以見得低齡滑雪人群的爆發式增長。 對于很多“后北京冬奧會一代”（2020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或許滑雪將成為大多數孩子的一項必備技能，就如跑步、打籃球、踢足球一樣，稀松平常。 有在新疆從事滑雪教練的朋友也向勁旅君表示，出于消耗雪假的目的也好，家長內卷也罷，反正對于教練來說，他們發現越來越多家長都開始愿意主動將孩子送來滑雪了，或許家長的考慮有很多，但是對于孩子們而言，能有一個公開的假期可以走出課堂盡情體驗滑雪，的確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 勁旅君前不久去吉林考察，發現長白山區域很多小滑雪場也是人滿為患，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這里不光擠滿了本地雪假前來學習滑雪的孩子，而且還有很多南方的家長專門帶著孩子來學習滑雪，而且他們的心態更加務實，不再一味追求頭滑雪場和頂尖教練，而是根據孩子的滑雪水平和學習計劃，有針對性的選擇小滑雪場來更好學習與鞏固滑雪技巧。 在他們看來，長白山地區的小滑雪場同樣享有優質粉雪，但整體花銷更低、教練水平卻保持在線，這是一種更具有性價比的滑雪教學體驗。 其二，大眾對于雪假等新型公共假期的接受度越來越高。 別看很多家長把雪假罵上了天，但是他們的實際行動卻非常誠實，老早就悄悄請好假，不是去陪孩子滑雪，就是帶著孩子天南海北去旅游。 這一點從前不久南方多省秋假的巨大成功就可見一斑。 勁旅君此前在《第一批享受秋假的中小學生，把上海迪士尼門票干售罄了》《中小學秋假，怎么就讓家長們炸了鍋？》等文章中詳細探討過，對于絕大多數家長和中小學生而言，他們對于雪假的態度都是歡迎的。 對于中小學生而言，反正平白無故多出一個5天以上的小長假，而且還能學習滑雪，何樂而不為呢？ 對于家長們而言，盡管嘴上罵罵咧咧，但該請假還是請假，該給孩子找滑雪教練還是找滑雪教練，他們心里非常清楚，畢竟雪假對于孩子是利大于弊。 不難預測，雪假將是繼秋假之后，國內又一個在方方面面都取得巨大成功的新型公共假期典范。 03 在勁旅君看來，今年雪假家長們邊罵邊送孩子學滑雪背后還將激發一系列深層次影響。 首當其沖的就是刺激滑雪產業鏈升級迭代。 例如，眾多滑雪場針對青少年這類潛在主力客源在營銷、教學、體驗等方面進行大幅革新。 這兩年國內頭部滑雪場看似客流量依然在暴漲，但增量乏力的現象同樣明顯。尤其是隨著很多年輕人在體驗過滑雪之后熱情逐漸消退，使得這類嘗鮮型客源快速流失，導致滑雪場增量客源大幅下滑，迫切需要新客群補充。 而此時青少年滑雪群體的出現恰逢其時。 這些青少年滑雪學習周期更長、興趣培養更扎實、家長更舍得氪金、對滑雪黏性更強，方方面面都是值得培育的優質客群。 事實上，這幾年各大滑雪場為了籠絡青少年滑雪客群也采取了很多營銷手段，例如針對大中小學學生限時免門票、發放冰雪消費優惠券等。 再比如，針對青少年的滑雪裝備、滑雪培訓、滑雪比賽等亦將有針對性的聚焦和更新，促使一些新滑雪品牌、新滑雪產品、新滑雪賽事的誕生，推動國內滑雪產業鏈的快速發展。 其次也將為刺激大眾旅游消費擴大帶來一波新的機遇。 眾所周知，刺激消費將是中國經濟未來的新增長引擎，其中旅游消費則是重中之重。 但是大眾旅游消費的前置條件是“有錢有閑”，這幾年出于多種多樣的原因，或許大眾想要“有錢”難度提高了，那么想辦法“有閑”總是可以辦到的吧。 從秋假一舉爆火，到雪假順利落地，未來各省市相繼效仿必然大勢所趨。 畢竟浙江秋假讓江蘇和上海的家長學生羨慕嫉妒恨，吉林雪假也讓部分遼寧和黑龍江的網友直呼“吉吉你要拋棄黑黑和遼遼了么，說好的東三省啥事都要整整齊齊的呢？” 明年執行春秋假和雪假的省份必然大幅增長。 除此之外，各省市圍繞自身實際情況設置新型公共假期的苗頭也開始出現。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春秋假、雪假這類新型公共假期對于緩解當下國內公共假期整體時間不足，假期過于集中等顯著的弊端是大有裨益的，而且還能借勢推動國內帶薪休假制度的完善，可謂一舉多得。 總而言之，今年的秋假、雪假就如前兩片多米諾骨牌，一場旅游消費的大變革正在快速到來，值得所有人高度關注。

眼下越來越多的荒野求生賽事涌現，不少地方和眾多公司試圖從這個看上去很有前途的市場分一杯羹，有的冠軍獎金已經飆升到50萬元。 說起“荒野求生”，有一個人的名字是避不開的。英國冒險家貝爾·格里爾斯的《荒野求生》(Man vs.Wild)，是過去最有名的野外求生節目，他在中國有一個“貝爺”的大名。節目當然也精彩，貝爺在鏡頭前展示各種求生技能，上天入海，無所不能，經常還會有名人加入，奧巴馬、大鯊魚奧尼爾、中國的姚明、李彥宏都曾經臨時客串入戲。 但無論是《荒野求生》還是后來一些模仿貝爺的節目，這類節目普遍存在一個最大的槽點：觀眾們只要稍微出戲，就會意識到，貝爺和他的搭檔，實際上只是在展示和表演野外求生，并不是來真的，因為鏡頭背后有一支精良的拍攝團隊和專家隊伍在時刻盯著。 如何避免這個最大的槽點呢？最近，在大洋彼岸的中國深山里，一些地方文旅開始跟進荒野求生的熱潮，他們直接來真的。 選手只憑一把砍柴刀和一截楠竹，自行解決吃住，看誰能在深山里堅持得更久，中途可以退賽。初賽決出10人，休整三天后開啟決賽（之后主辦方將決賽名額增至14名，并為每位選手額外追加2萬元獎勵）。決賽要求選手生存40天以上。這群人荒野求生的目標相當明確——擊敗百余名高手，怒賺20萬獎金。 這就是近期頻繁出圈，還常上熱搜的中國湖南張家界“七星山杯”極限荒野求生挑戰賽。 一場主辦方是景區的賽事 要理解這項賽事，得從名字里的“七星山”講起。 七星山景區，2022年1月才對外開放，在張家界這樣強手如云、卷到極致的旅游市場里，想活下來，必須闖出一條不一樣的路。于是，一項聽上去就帶著狠勁兒的比賽誕生了——“七星山杯”極限荒野求生挑戰賽。 7月15日，來自全國的100名選手被送上七星山的大絕壁，只允許攜帶主辦方發的一把柴刀和一截楠竹，其余全憑天賜與本事。在絕壁之上，他們要靠自己“打獵”“取水”“搭窩棚”，與天氣、地形、體力對耗。9月22日，堅持到最后的選手楊東東贏得冠軍稱號加10萬元獎金。 第一季結束后，這項賽事不按常規辦賽的“年更”套路來。10月8日，第二季馬上開演。也正是從這一刻起，這場荒野求生的故事開始脫離山谷，沖上了各大社交平臺：直播里火光跳動，短視頻里山風獵獵，相關話題一次次闖進熱搜，讓更多人第一次聽說了七星山。 11月中旬有數據顯示，該賽事全網播放量已超過50億。其官方直播號近30天場均觀看人次接近百萬，最高人氣峰值一度超9萬。連貝爺都來到節目組官方視頻下方評論留言，“Tough，raw，real survival——love to see it!Respect to the warriors.” 節目爆紅，參加比賽的選手們也隨之受益。瀟湘晨報援引工作人員消息稱，目前仍然留在賽場的選手大部分已經獲得運動類服飾、美妝品牌的贊助或代言邀約。 最大的受益者顯然是贊助商和景區。 戶外品牌駱駝贊助第二季比賽，賽事期間，駱駝產品在直播、短視頻和采訪中頻頻出現，選手同款裝備在電商平臺銷量猛漲。雙十一期間，駱駝品牌在天貓開售30分鐘銷售額即破億。 七星山景區原本名聲不大，通過賽事一下子傳開，天量級別的流量甚至惠及整個張家界，地方政府對此也是大力支持。景區已經著手準備，接下來將舉辦挑戰賽第三季、第四季，冠軍獎勵可能會提升至50萬元。有消息稱，第三季挑戰賽將在不久后開啟，預計有數萬人報名。 也許受七星山杯極限荒野求生挑戰賽的成功影響，眼下越來越多的荒野求生賽事涌現，不少地方和眾多公司試圖從這個看上去很有前途的市場分一杯羹，譬如貴州錦屏“扎西獵鷹杯”荒野求生挑戰賽、廣東川山群島杯海島求生賽、湖南懷化好運通道杯荒野求生賽等，有的冠軍獎金已經飆升到50萬元。 能持續辦下去嗎？ 問題來了，“荒野求生”是一條能持續挖掘的戶外運動新賽道嗎？ 美國歷史頻道推出的《荒野獨居》（Alone），可以說是最早把“荒野求生”這個題材帶入主流視野的生存類真人秀節目。 10個野外求生達人被投放到譬如北極、荒島、蒙古荒野等偏僻地帶，每個人從允許攜帶的一堆物品里選擇10樣(多數人會選擇雨布、小刀、斧頭、打火石、魚鉤、弓箭等)，依賴打獵、釣魚、采集等一切可能的方式獲取食物，建造庇護所，獨自生存，誰能熬到最后，誰就贏得50萬美元的大獎。 節目組讓這些生存專家們自己攜帶一堆運動攝像機，備足電池和存儲卡，必須隨時記錄真實的求生經歷。當然，考慮到各種意外，也不是完全玩命，節目組給選手提供驅熊噴霧、定期檢查選手身體狀況，如有體重或某些關鍵指標嚴重低于標準，可能危及生命，那選手就會被勸退。還有人手一部衛星電話，如果遭遇意外，或者選手堅持不下去，也可以隨時呼叫，節目組通常安排直升機隨時撤出。 “沒有攝制組，不玩花招，荒野獨居是對人類意志的終極考驗。(No camera crews.No gimmicks.“Alone”is the ultimate test of human will.)”這是節目組自己的宣傳口號。 不僅是人與自然斗，同時也是人與人的比拼。每個人都得施展渾身解數生存下去，還得努力生存得比其他人更長久。不到最后一刻，觀眾不知道誰是最后的贏家，連贏家也不知道自己已經獲勝。時刻保留大懸念，保留到最后一刻，是這檔節目的獲勝法寶之一，也是它能火十季以上、在全球積累龐大受眾的原因之一。 節目一經推出即大受歡迎，如今已經拍到了第12季。里面的不少素人選手，憑借出色的野外生存技能，不僅贏得50萬美元，有的甚至成為小有名氣的明星。 這種節目在中國不缺模仿者。2015年東方衛視甚至直接把貝爺給邀請來，做了一檔名為“跟著貝爾去冒險”的節目，即名人跟隨貝爾完成野外求生任務，包括攀巖、取水、制作繩索、荒野宿營、求生逃脫等。優酷平臺在2015-2016年間推出過”我們15個“的節目，15個人在荒島集體生活180天，形式接近”生存實驗+比賽淘汰“，考驗生存能力與資源管理。 除了上述偏向娛樂性質的節目，還有一類偏重戶外技能的專業賽事，譬如中國戶外極限挑戰賽、野外生存技能賽、沙漠穿越生存挑戰系列等，這類賽事在大眾領域的傳播力度并不大，甚至圈內人也未必知道。 直到七星山杯極限荒野求生挑戰賽的出現，把“荒野求生”推向了更大的公共視野。 不過，這項運動的高風險屬性意味著，即便觀眾和媒體興趣濃厚，國內賽事在操作上仍必須設定不少安全與環境邊界，限制了它向完全“原始求生”靠攏的空間。 我在七星山杯極限荒野求生挑戰賽的報道里看到這樣一條評論，“在我看來唯一比較遺憾的就是在國內求生限制還是太多，不能隨便殺生，也不能破壞當地環境，更不用說搓出武器了。求生大賽逐漸變成了挨餓大賽，要不是節目組偶爾會投放野雞和野豬，這些選手估計早就餓的前胸貼后背了。” 這是大實話，同時糾正一點，節目組投放的，沒有野雞，野雞基本是保護動物。也不是純粹的野豬，是經過人工馴養、體型較小的“二代野豬“，原因也簡單，不能有任何安全意外。 國內的現狀就是，一般的野地沒什么野生動物，極限野地都是保護區，打獵基本都是禁止的，所有的野生動物基本都是保護動物。嚴格地說，“荒野求生”的基礎條件其實不太具備，更別說極限荒野求生，那些地方都在自然保護區里。 同時，這種比賽自帶風險，如果救援、保障不到位，一旦出現嚴重事故（失溫、中毒、摔傷、突發疾病等），對主辦方、對參與者都可能帶來嚴重負面后果，隨時面臨被監管方叫停的后果。 還有一層風險，當比賽以“誰能堅持更久”“極限消耗”“用體力和意志博命”作為賣點，其傳播與激勵效果可能向社會傳遞一種“以犧牲健康/安全為代價的拼命精神”的價值導向，監管方意識到這一點時，怕是會出手干預。 衍生閱讀 《荒野獨居》贏得50萬美元的5個關鍵點 怎么才能贏得冠軍拿到50萬美元？體壇經濟觀察盤點了一下《荒野獨居》熬到最后的所有選手，有下面5條總結。為避免過分劇透，我做了一些模糊處理，盡量不影響各位看官們的觀影體驗。 體重： 獨自野外生存絕非易事，幾乎所有都會因為饑餓、營養不良而劇烈瘦身，體重下降幅度大體一天一斤。有過單純依賴超強挨餓本事熬倒所有對手的例子，以至于后來大多數選手都會特意增重來參加比賽，有的甚至增重多大三四十斤。 釣魚技能很重要。 只有這項技能很難讓你走到最后，但沒有這項技能萬難堅持到最后。有一季里一個厲害獵人一直沒遇上大點的獵物，又不會釣魚，堅持20來天餓得暈倒，被迫退出。會編織和設置漁網的，生存要輕松那么一點。 打獵技能很重要。 日常松雞松鼠老鼠麝鼠，如果運氣爆棚，干倒一頭駝鹿或麝牛，冠軍就八九不離十。設置捕獵陷阱是一個不錯的補充，時不時抓到一兩只小動物，功能類似漁網，相當于家里多了一臺能自動來錢的小印鈔機。 庇護所很重要。 過于簡陋的庇護所會導致休息不好，有安全隱患，很難走到最后。不過，過猶不及，花費太多精力時間搭建庇護所的選手往往也沒法走到最后。 性別 ：歐美國家的女性比較彪悍，這么生猛的比賽，女選手不乏其人，每一季里少說也有三四位，有時候甚至過半。我好像還見過最后三人里兩名女選手的例子，但總歸缺少那么一點點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