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Thwn，作者：Thwn，原文標題：《以日本為鑒6：少子化的日本教育界》，頭圖來自：AI生成
日本是少子化和老齡化并存的典型國家之一，社會發展有點像我們的“先行指標”。我們之前聊過與人口強相關的建筑業，教育業其實同樣與人口結構強相關。
在日本，教師的社會地位不低，本身就是公務員體系的一部分。國立學校教師歸在國家公務員，公立學校教師歸在地方公務員。但由于教育工作的特殊性，教師在任免、人事管理、紀律等方面還是會與一般公務員有所區別。
一、背景
先回顧一下日本的出生人口。戰后的1949年日本出生人口約270萬，這是第一波高峰；1973年再次達到209萬。政府原本預期90年代會迎來第三次生育潮，結果并沒有發生。此后新生人口一路下行，到了2024年新出生人口只有約68.6萬。未來不管按低出生率還是中出生率算，大趨勢肯定還是持續走低。
再看看人口與教師數量的對比。教師群體總規模也在縮水，從1985年的約77萬人降到2020年的約63萬人，預計2026年會進一步降到60.5萬人。教師退出的主要路徑就兩條：要么自然退休，要么自然離職。
二、教師職業
考教師的難度情況
不同階段能明顯看出年輕人對體制內的熱度在變。1979年，小學崗位競爭比大約是3.2：1，到了2000年飆升到12.5：1，中學甚至到了17.9：1。隨后熱度就開始回落，2020年小學已經降到了2.8：1，幾乎回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水平，中學趨勢也差不多。
高校教職雖然絕對報錄比沒達到當年中小學的峰值，但長期維持在14：1，如今熱度退卻后依然有六到七個人搶一個編制，競爭還是激烈的。反觀中小學，近年來競爭度明顯下滑，已經到了不得不靠提高待遇和改善環境來吸引人的地步了。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缺口？一方面，日本大齡教師退休潮，用工缺口變大；另一方面，企業能給出的薪酬和機會更有吸引力，去當老師不像經濟低谷期那么香了。
日本教師隊伍逐漸大齡化
教師隊伍的年齡整體在走高。幼兒園老師從1977年的平均31歲漲到了現在的41歲；小學從39歲漲到近年的42歲；中學從39歲漲到43歲。這不僅僅是教育系統在變老，更是全社會老齡化的縮影。從2017年的數據來看，44歲左右的教師占比最高，年輕教師占比明顯下降，年齡結構上的“大齡化”感覺越來越強。
日本教育界教師總數的變化
教師總數的變化可以切分為三個階段，可以結合前文在校生規模綜合來看。1980到1991年，離職加退休約5.8萬人，新招約7.9萬人，總量是上升的。1993到2000年，退出約7.8萬人，新招只有約3萬人，總量快速下降。2001到2005年，進出人數相近但退出略多一點，整體下滑速度明顯放緩了。
教職情況變化情況
（1）小學教職
退出這塊主要是退休，主動離職的變化不大；總體退出人數在減少，核心原因就是退休高峰期過了。招聘端從2012年開始略有回升，應屆生比例從42.8%升到了約54%，編外和兼職占比則從約36%降到了約26%。看來有編制的崗位在增加，不帶編制的在減少，供給與需求發生了一定的變化。
（2）高中教職
高中退出的情況跟小學類似，退休潮還是主因。不同點在于，高中的入職規模在收縮：2012年約6298人，2021年降到了約4834人；應屆占比從30%提升到了大約35%，編外占比顯著減少，整體更強調“減量提質”。
（3） 高校教職情況
大學退休人數和占比都在下降，占比從約32.3%降到了約26%，人數從約4200降到了約3500。而主動離職的人數較2012年增加了10%左右，似乎企業的吸引力比教職更大了。新入職總體比較平穩，部分年份應屆生占比會有所起落。
教師團體高學歷化
學歷門檻在抬升。2004到2024年，高中教師中碩士占比從約10%漲到了16%，初中從3.6%漲到了8.4%，小學從2.5%漲到了5.1%，幾乎都翻了一倍。高學歷教師的占比提升了，但教師隊伍總人數卻在下降，這算是典型的“學歷貶值”。
教師心理壓力逐漸變大
學生是越來越難管了。與2006年相比，校園欺凌的報告數量飆升了6.4倍，長期缺勤的學生人數增加了2.7倍，而普通班級中需要特殊照顧學生數量更是翻了近5倍。
面對如此復雜的學生狀況，一線教師不僅要承擔常規教學任務，更要耗費大量精力應對各類突發與特殊情況。在“人手不足”與“業務繁重”的雙重夾擊下，教師們的心理防線正面臨嚴峻考驗，職業處境艱難。近十年來，因心理健康問題而休假治療的教師人數激增了約四成，從2014年的5045人增加到2023年的7119人。
辛苦的中小學班主任
果然不論在哪個國家，當班主任都是個既辛苦又頭疼的崗位。從在校時長來看，班主任明顯比非班主任更忙碌：小學班主任日均在校約10小時57分；初中更是達到11小時19分，為各學段之最；高中也有10小時18分。
班主任不僅要承擔課堂教學，還要處理考勤、早晚會與班會、午餐與清掃指導、個別談話，以及家長會與家訪等家校溝通工作，還要應對大量繁雜的班級經營事務。
為緩解這個問題，日本教育界一方面用制度作為保障，包括執行每月不超過45小時、每年不超過360小時的加班上限。另一方面通過年級團隊或分組班主任制、加配教師輔助人員等方式來分擔班主任的工作。
教師待遇
2021年5月，公立小學初中合計缺口約1700人，缺口率約0.28%；高中約0.10%；特教學校約0.26%。教師出現缺口的原因是請假的教師人數超出預期、部分老教師集中退休，還有部分教師離職流向了企業或私立學校。而日本教育系統面對這個問題的做法是上調崗位津貼，日本教師獲得了過去50年來首次大幅加薪，津貼從4%提高到10%以此增強教師工作的吸引力并穩住現有隊伍。
我們以橫濱為例看看教師待遇，橫濱是日本第三大城市，以下數據來自橫濱教育部門的招聘說明。按100日元約等于4.5元人民幣折算，應屆碩士年薪約23.7萬至23.8萬元人民幣，應屆本科約21.6萬至22.5萬元。有教齡或私企資歷會更高，本科畢業在公私校有5年教齡入職年薪約24.0萬至25.0萬元。月薪由基本工資和各類津貼構成，剛提到的年薪口徑已包含期末與勤勉津貼。
以應屆本科普通校為例，年度獎金約合6.4萬元，已計入年薪。其它常見福利包括通勤補貼上限折合人民幣約2493元每月，年輕教師租房補貼折合人民幣約887元至1269元每月，家屬補貼每名配偶或子女每月折合人民幣約295至680元。
日常工作時長不含加班約八小時，遇到校運會或校外活動可能加班。假期也不少：年休二十天，暑期另給五天，暑期和年底前后還有集中“停課日”。整體看，當下提升待遇后的日本教師崗位收入穩定、福利齊全，晉升與加薪也很有節奏。
三、入學率與就業率
學生入學率
從1990年開始，中小學適齡人口持續減少，學校規模被動縮小，主要是少子化導致生源變少了。小學、初中、高中都經歷了明顯的“波峰延遲”，高中受沖擊略小一些，規模更小且更有彈性。
另一方面，本科和研究生規模暫時沒被少子化明顯沖擊，高校在校生還在增長，本科在校規模2023年達到了約260萬。當然這只是階段性現象，2024年日本全國新生人口已不足70萬，就算未來所有學生都能上本科，也只能勉強維持當下的在校生體量。
高校之所以還有增長，核心在于高等教育的入學率提升。本專科入學率從1986年不到四成漲到了2023年的六成多，本科入學率從不到三成接近六成。但是日本18歲成年人口已經從兩百萬降到剛過一百萬，未來預計還會往下走。也就是說，靠提高入學率托住規模的空間會越來越小，滯后效應遲早會顯現出來。
日本畢業生就業率與升學率
本科方面，就業率自1991年開始大幅下滑，2000到2004年處在低谷，就業率不到60%。隨后逐步回升，2023年已經達到80%。近期新聞有報道受經濟回暖影響有求職意愿畢業生的就業率高達98%。畢業生規模則從1986年的30萬升到了2023年的50萬。升學方面，2010年堪稱本科直升研最寬松的一年，比例達15.9%，這并非擴招，而是分母減少導致的。之后隨著畢業生人數回升，升學率回落到了2023年的12.5%。
研究生方面，整體波動小于本科，就業率常年穩定在60%-70%之間，近幾年有所回升。畢業生規模三十多年翻了幾番，從1986年的不足兩萬人增至2023年的六萬人。
博士就業率方面，畢業人數從1986年的約2500人漲到近年的一萬多人，體量增長很快。但就業率長期落后碩士將近十個百分點，主要是因為崗位匹配問題。
四、學校辦學集團化
減員背景下的資源優化
少子化背景之下，“按生配人”的擴張邏輯失效了，改革轉向“提質減量”和結構優化調整。基礎定數依照義務教育標準法，按學校和班級數量定額配置崗位，小學一年級班額基準35人，其余年級和初中為40人，不同規模學校按系數折算副校長和專任配比。所謂的“額外配額”雖聲稱可圍繞政策目標靈活調整，但在實際執行中往往變成了對現有師資的極限挖潛，使得一線教師在編制“封頂”的紅線下，工作負荷不降反升。
九年一貫與校際協同
日本與我國一樣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在生源減少的背景下改革的一部分是把小學六年和初中三年作為一個整體來做組織與管理，推動小學初中合并以集團化統籌課程與師資。在做法上，一種方案是把幾所小學與一所初中合并成集團化學校，教師在多個校區輪流授課，并部分兼任初中教學。
另一種方案是在學區層面做跨校協同，把多所學校的資源合并，對高年級小學生引入更專業化的教學。這種看似提升效率的“資源整合”，實則以犧牲教師的穩定性為代價。教師不僅要適應跨校奔波，還要應對跨學段教學的專業授課。這種將“九年一貫”與“跨校協同”結合的改革導向，對教師并不友好，工作環境的動蕩與壓力的劇增，直接導致了職業吸引力的斷崖式下跌。
五、體會與感悟
日本少子化給教育界帶來的種種變局，很可能就是我們未來要面對的劇本。回看這些年，教師崗實實在在地坐了一回過山車：從最早的“鐵飯碗”，到前幾年突然爆火幾十人搶一個坑位，入職的一水兒都是世界名校的高材生；再到如今風向回調，師范生重新回到了主導地位。隨著招錄比的大幅下滑，當年那種清華北大畢業生扎堆擠破頭要去拿教師編的故事，似乎真的越來越少了。
體制內與體制外，就像一座巨大的擺鐘。人們的選擇總是在“求穩”與“求財”之間來回搖擺：有時大家削尖了腦袋想進體制，有時又覺得企業更有奔頭。把時間軸拉長來看，這兩邊永遠是此消彼長的，沒有誰能永遠占據絕對優勢。
經濟學里有個樸素的道理：如果某個崗位的報錄比高得離譜，往往預示著未來幾年供給會迅速跟上，所謂的“稀缺性”終將回到均值附近。
教師這個職業受少子化影響確實存在結構性收縮，但老齡化帶來的退休潮又打開了缺口。綜合起來看，只要拿到編制，至少在經濟發達省份這依然是一個穩定性不錯且待遇優厚的職業。
我們現在感知的內卷、裁員、少子化，很多問題的根子都在于人口劇烈波動引發的短期資源錯配和預期錯位。當一代家庭長期處于高壓之下，出于避險本能，自然不愿讓下一代重蹈覆轍，于是少子化就成了社會自我調節、回歸合理人口規模的一種結果。與之相伴的，在人口高峰期建立起的龐大教育資源——那些空置的教學樓、過剩的硬件設施，以及一代中小學教師面臨的職業動蕩，就是后遺癥。
不要低估班主任的“隱形勞動”，別把自己熬成“免費勞模”。
大城市名校崗位擁擠，等待時間長、競爭激烈，窗口期一過年齡受限；而人口凈流出地、城鄉結合部反而更容易上岸。
集團化改革當然會切掉一部分蛋糕，但往往也蘊含著一些晉升的機會。
主要參考資料：
1.「教師不足」に関する実態調査
2.公立小中學校等の學級編制及ひ?教職員定數の仕組み
3.教師の「働きやすさ」と「働きか?い」実現フ?ラン
4.令和４年度學校教員統計_確定值
5.義務教育9年間を見通した教科擔任制
6.教職員の福利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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