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幸運”說辭的背后，體現的價值取向頗令人絕望。正因為命運改變的不可能，正因為憑借個人努力實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階層躍升難度加大，而主人公跳上了這一趟車，才得以“幸運”。
東來的長篇小說《鳳凰籽》講述了農村少年“我”從12歲到30歲的成長經歷，主人公因為參加一檔綜藝節目《遙遠的生活》改變命運，從鎮中學來到縣一中，來到城市，進入私立學校，考上大學，成為都市白領。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經觀書評 ，作者：楊明月，頭圖來自：AI生成
東來的長篇小說《鳳凰籽》講述了農村少年“我”從12歲到30歲的成長經歷，主人公因為參加一檔綜藝節目《遙遠的生活》改變命運，從鎮中學來到縣一中，來到城市，進入私立學校，考上大學，成為都市白領。
《鳳凰籽》東來| 著，浙江文藝出版社 2025年6月
這是一部講述主人公“離鄉進城”的小說，不可避免地，我們會聯想起以路遙《平凡的世界》為代表的那些鄉土小說，也會想起狄更斯《遠大前程》、司湯達《紅與黑》之類描述城市化過程中階層差異和底層奮斗的經典現實主義小說，抑或也會想起菲利普·羅斯在《人性的污穢》中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階級與身份認同混雜的批判性思考。這樣的題材注定充滿挑戰，非常欣喜的是，青年作家東來給出了自己對時代的回應。
一、怎樣的幸運？
在小說《鳳凰籽》中，有前現代農村社會“買老婆”的惡習，有中國現代化大修高樓大廈的經典情節，也有后現代功績社會內卷導致年輕人生活無意義感的刻畫。前現代、現代和后現代生活圖景呈現在同一個取景框下，書寫的難度可想而知。東來運用倒序手法，設置錄制類似“變形計”綜藝節目的核心情節，把農村與城市相連。
隨著科技進步，在城市化后期的當代社交媒體時代，互聯網和娛樂文化影響到了每一個人。貧窮和富裕的二元對立并不是工作人員想展現的核心，人設反而才是重要的。參加綜藝能帶來曝光度和名氣，節目組也需要城鄉差異來賺取觀眾的流量。正如導演所言：“沒人想看一個普通的農村少年，哪怕他再可憐再貧困，也無濟于事，大家想看的是一個人身處逆境卻不屈服，勵志、成長、百折不撓，但同時，你還不能顯得太好強，不能暴露野心，這樣才能安放觀眾的同情和憐憫。”
“真相”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觀眾想看什么。媒體熟諳觀眾的心理，而能發揮話語權的觀眾，顯然是一部分城市中產，他們需要的是情緒的安放與投射，這些不能逾越出自身階層的主體認同。
階層是《鳳凰籽》的核心問題指向，但小說最常用的一個詞是“幸運”。比如主人公進城后在私立學校的英語老師、學校的宿管阿姨、做兼職認識的朋友安迪，他們一致認為主人公是幸運的。主人公的英語老師從教育這一角度告訴他，縣一中衡水式的殘酷競爭機制，只會摧殘人的心靈，要花上很多年來修補，主人公能從縣一中來到城市里教育資源雄厚、環境寬松的私立學校，已經足夠幸運。
宿管阿姨們來自河北的鄉下，她們從空間環境的角度看待主人公的經歷，她們的孩子經歷離鄉、打工、無奈返鄉的循環怪圈，認為主人公能夠在城市中安身立命，跳出怪圈循環，是“幸運”的。安迪則觸及階層分化的核心，按照他的說法是“腔調”，“腔調”可以讓人看起來更“貴”。他從廠哥搖身一變成為咖啡師，用品位裝扮自己，他認為主人公已經進入最穩妥的賽道，拿到了好出身的證明，在身份上擁有了通向美好生活的可能性。
這些“幸運”說辭的背后，體現的價值取向頗令人絕望。正因為命運改變的不可能，正因為憑借個人努力實現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階層躍升難度加大，而主人公跳上了這一趟車，才得以“幸運”。
階層躍升難，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會出現的問題。法國社會學家布爾迪厄在《繼承人：大學生與文化》和《區分：判斷力的社會批判》中指出，大學生在大學的種種表現與他們出身的階層相關，教育系統里存在著一種隱形的權力運行模式，上層階層由于家庭教育和職業資源的注入，可以在大學這一套運行模式中勝出，弱勢階層的孩子上大學會始終處于一種“學徒狀態”。
即使大學畢業，獲得學歷證明，但社會中存在的文化品味背后也是階層與話語權力微妙交織的產物，包括藝術審美、禮儀、知識，等等。這一切又成為習性，成為階層合法性的證明。
小說中養母杜麗就為了“階層習性”上的延續，讓兒子楊克森參加各種夏令營，學習網球這樣一種貴族運動，中產之家也要努力競爭，為保有自己的階層地位而苦心經營。最后，在有著強大控制欲的母親管教下，不堪重負的楊克森竟因為燒傷毀容而自殺。相貌顏值也是當下時代文化話語權的重要一環，就像小說中綜藝拍攝的取向：“大家都喜歡漂亮聰敏、熱情洋溢的人。”
小說中月龍老師的經歷值得我們思考。月龍老師在大學期間辦理休學回到老家歧流鎮，在鎮中學做代課老師，因此和主人公相遇。她上大學后遇見了同學薛，薛是真正來自精英家庭的孩子，她的夢想是成為外交官，因為她父親曾經做過駐外參贊，耳濡目染之下，自然生發出這樣的職業理想。而月龍從小到大就覺得自己跟“外交官”沒什么關聯。
同樣的大學文憑，對月龍和薛而言，其價值和能獲取的資源完全不同。她能憑借自己的努力考上和薛一樣的大學已是幸運。薛學習資源豐厚，舍得花錢，隨手分零食就是德國的巧克力。她指責月龍沒有理想，浪費時間去做家教。這樣的優越感讓月龍崩潰，她思索下來竟沒有真正想做的事。
一直想贏、一直在贏的月龍竟然敗在了沒有夢想上。然而，有些人可以談論夢想，有些人談論夢想卻是奢侈的。月龍從小到大沒有向人求助的概念，上大學要還助學貸款，要掙生活費，什么都得靠她一個人。
有意思的是，十幾年過去，月龍再次遇到同學薛，這時她的工作經歷了互聯網公司的起飛，收入大漲，她“覺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還會去更高的位置”，而薛則打算去做扶貧組織的長期志愿者。月龍再一次遭受打擊，她為自己感到惡心，她感到薛又一次輕松地贏過了她。因為薛不僅在夢想這一維度上可以俯視她，在道德這一層面也超越了她。
“月龍”和“躍龍”諧音，鯉魚躍龍門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詳，但階層躍升豈是這樣就真正實現？很快，時代紅利慢慢消退，更年輕的人擠入競爭賽道，月龍被公司裁員，她認為“之前只是運氣好，跟上了大流，并不是真的贏了”。
自序中作者東來提到“小鎮做題家”一詞，也在小說中描述了縣中學生力爭上游、唯成績論的教育模式。月龍能以全縣第三的名次考上北京的大學，是真正意義上的“小鎮做題家”。做題家們的夢想是離開家鄉，成為城市中產，但結果往往是成為“打工人”。他們遵循優績主義的道路，目標確定，確信道路前方成功的許諾，不達到目標就認為自己“輸”。這樣的“贏學”取向不啻另一種人生控制。
月龍努力奮斗，“幻想能抵達某個地方”，她為此將處于長久的不安與內耗之中，也許也會在工具理性的道路上漸行漸遠。而比月龍晚生好幾年的主人公，沒有趕上互聯網紅利，接受了白線上的螞蟻的人生比喻，他認為自己一旦被風吹下，就會落入流水里，隨波逐流，或是跌回螞蟻堆，陷入互相內卷踩踏的絕境。
作者東來明確反對這樣的價值取向，主人公多年后回到縣中，發出的是“我究竟是誰，又是從什么時候開始散播這份確信”的疑問。小鎮做題家的努力不可否認，他們有苦痛，有不平，有委屈，但在教育系統和工作就業的層層磋磨之下，唯獨失去了反抗和質疑外部世界的心氣和勇氣。
二、自我的文化身份認同
主人公能和城市里的養父母同住的契機是親生父親國勝在建筑工地墜亡，沒有得到任何經濟賠償，父親去世得沒有尊嚴，正義沒有得到應有的伸張，給少年的他造成強烈的打擊，世界展露的殘酷真相和被人無視的屈辱壓垮了他。
“我不能理解一個人為什么會把自己活得這么悄無聲息，從生到死都這么微不足道，無人在意，也無人真正關心。人活一世，一聲響動也沒有發出……悲慟尚未抵達，我先對他生出幾分怨恨——怨恨他的無能和軟弱，帶我們上了一條孤舟……國勝是一個反例，我暗下決心，絕對不要變成他那樣的人，絕對。”
可是，“幸運”的主人公真的能擺脫父親一樣的命運嗎？
多年后，當養母出現在節目鏡頭前信誓旦旦地指責主人公忘恩負義時，主人公竟像父親一樣歸于無聲，保持沉默，他并沒有出面澄清，他任由別人誤解，任由自己的名聲變差。這樣的舉動何嘗不是跟父親當年一樣“一聲響動也沒有發出”？當年父親的失權是因為經濟弱勢帶來人格上的弱勢，而主人公現在的失權，更多的是文化話語上的弱勢，以及自我身份認同的迷茫。
主人公內心里存在著一個虛弱的自我。他從來沒有喜歡過自己，也沒有認同過自己，選擇女友田微清也是因為她和養母一樣對人生有著十足的掌控力。但只有歷經變故，才知道這一掌控之下的孱弱和不堪一擊。女友要靠她父親的庇護，在知道主人公的過去后選擇解除婚姻，主人公遭遇事業和情感的危機。
與上一代小鎮做題家月龍不同，主人公的人生選擇更偏保守。他不會去比較夢想，但也存在著自身的匱乏。這是一種文化認同的匱乏，從出生就伴隨著他。因為母親菊妹失智，村里的大人們也認為他不具有心智，主人公從小遭受嘲笑侮辱，他渴望得到一種智識上的“體面”，拍攝節目到楊克森家，他隨身帶的是一本《德伯家的苔絲》。
他在大學期間開始偽裝，利用教授的孩子這一身份，“因為實實在在發現它有用，養父母的社會地位拂照到了我”。但在表面光鮮的身份背后，養父母家庭的晦暗、養母為了錢而撫養自己的真相敗露，也打破主人公先前的濾鏡。主人公的身份認同始終沒有建立起來，主體性的缺乏讓他在養母重返綜藝節目之后只能逃跑。
主人公和父親國勝的命運令人唏噓，他們說到底都是一個“封閉”的人，他們嘗試過走出自我的邊界，但歷史和外部環境的制約讓他們難以成功。
正如迪迪埃·埃里蓬在《回歸故里》中說：“我在遺憾自己任由這個暴力的世界擊敗自己，就像它曾擊敗父親一樣。”當年國勝沒有隨同鄉去廣東闖蕩，留在燕子窠延續田園生活，但是我們知道，國勝后來不得已放棄喜歡的田園生活，反而做起農民最常見的工作——建筑工。最終發生意外，墜樓身亡，淪為城市化大潮下的犧牲品，不得不說是一個諷刺。
「法]迪迪埃·埃里蓬|著王獻|譯 后浪|上海文化出版社 2020年7月
如果說國勝代表了以前人們介入城市化的方式是純粹的力與血，人們對于城市化中出現的問題還有對于貧富、道德的希冀與訴求，那么到了當下，貧富問題已不再是問題的重點。我們也可以看到，小說沒有寫商人巨賈間的道德與利益之間的糾葛，而是聚焦于如養父母杜麗和楊爵所代表的文化精英身上。
小說原名《涉過歧流》，主人公來到養父母家，忘卻過去，重新選擇身份，是水流流經的一個大分岔，他是水里的人，雖然到處流動著，但水在水流之中是無法辨認自身的。讀完全書，我們無法從主人公自己和其他人物身上知道主人公的名字，“我”沒有姓名，那“我”究竟是誰？小說中寫：“我向前走一步，它擦掉一點，這對我是一種提醒，除去這具肉身，我還真的是什么都沒有。”
最后一無所有的主人公回到生養之地燕子窠，如燕子還巢，只是那兒早已物非人非，他沒有見到任何親人，反而遇見村里的“巫”——一位老婦人，她認出主人公是國勝的兒子：“我熱淚盈眶，感覺像是饑餓的人從赤貧的地里刨出了最后一個土豆。‘是啊。我是他的兒子。’”
“刨出土豆”的泥土性比喻，證明主人公與這片土地仍然精神相連，“鄉土”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和自然象征，深刻影響著主人公。他拋棄的身份在這時回歸，他把當初怨恨的父親認領回去，與之和解。雖然原點不再是原點，但就像霧氣漸收的村莊，經受外部的洗刷，會露出更清晰的棱角：“村子在霧氣的流動中復活，朦朧中的建筑物全部恢復了生氣……一切又變得清晰……溪水流淌，山風呼嘯，樹木搖曳合并而成山林之聲，熟悉又遙遠”。
主人公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外部的風景，以前他在燕子窠只覺得這是讓他厭煩的景物。他不再封閉自己的內心，打開感官，用內心丈量過去與現在，在與外在世界的碰撞交互中，自我才能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原來，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如何存在，才是幸運，而這樣的幸運才是屬于我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