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 新周刊 ，作者：陳倚，編輯：程遲
每隔一陣子，關于“交家用”的花式討論就會沖上熱搜。
爭論分成幾個層次：有人吵該交多少“月薪三千，該交多少家用？”，有人吵該不該交“不交家用等于不孝嗎？”，還有人吵這筆錢是不是地域特色“難道只有南方人才要交家用？”
而很多網友則一臉懵地發出疑問：到底什么是家用？
家用，顧名思義就是家庭所用的支出，特指子女工作后給父母上交一部分工資，反哺家庭。但這一在華南地區由來已久的家庭習俗，正在年輕一代中受到動搖。
有年輕人自嘲：“發工資第一件事，是給家里‘上供’，還花唄都得靠邊站。”也有人無奈吐槽：“工資一半都給了家里，感覺自己像個租客。”
相關爭議，正從對一種地域性生活默契的討論，變成折射代際關系與文化差異的公共話題——
當許多年輕人面臨的職場狀況和生活壓力，已經與上一代人大不相同，圍繞“家用”的話題，早已超出本地傳統本身：
在家庭結構逐漸變化、個體意識日益增強的當下，我們該如何重新理解親情與邊界、責任與自主、付出與自由之間的關系？
一畢業就“交家用”的年輕人
當父親提出交家用的要求時，小鑫感到錯愕，“以前只在電視上看到過，沒想到一畢業就降臨到自己頭上”。父親坐在餐桌的另一頭：“也不多交，每個月五百塊就可以了。”
同父異母的妹妹和弟弟在一旁默不作聲，小鑫知道，父親需要她做一個“帶頭榜樣”。在這樣傳統的中國家庭里，父母和子女之間，似乎有一個心照不宣的“老規矩”：父母辛苦把孩子養大，孩子成年之后，就要在經濟上和情感上照顧和回報父母。
家用的數額，并沒有固定標準，從幾百到幾千不等。阿晴在2019年本科畢業后，進了一家深圳的互聯網大廠。她被父母要求交的家用或許比絕大多數應屆生都要高，“剛工作的時候每月到手八千左右，要交6000，甚至我爸送我上班，我還要幫他交油費。”
很多年輕人，在互聯網上重新審視這一傳統。
這6000塊，一部分是給待業父親的生活費，剩下的用于還房貸。深圳的房產是父母早年來深圳打拼來的，阿晴的母親原是企業員工，但經歷過一輪裁員后失去了穩定工作。而自阿晴有記憶以來，父親一直沒有過固定的工作。
家在深圳雖然有房產，但阿晴的父母手頭并無多少存款，加上要還貸款，家里的經濟條件一直很緊張。
記得高一時學校組織火箭班（成績最拔尖的班級）去北京游學，當時父母為了掙錢，回湖南經營農場，阿晴寄住在大舅家里。當她開口跟父母講游學這件事，他們先是沉默，隨后問是否可以不去，班上有沒有人不去。
“（我）不想顯得不合群，暴露出家庭不富裕的事實，就哭著鬧著說要去，父母只好又跟大舅商量，讓大舅先出錢。”
在阿晴畢業工作了兩三年后，有次大舅請她去家里吃飯，偷偷把一個賬本遞給她，上面包括她高中生活費在內的各項墊付，大概三萬多塊。“對我爸媽來說不是一筆小錢，即使是現在，他們可能要一次性掏不出”，“相當于我的高中生活費是由未來的我承擔的”。
阿晴稱自己算“親戚朋友孩子里很省心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相當開明。父親生長在一個相對重男輕女的家庭里，父親又是兄弟姐妹里唯一一個沒有兒子的，但他從來認為女孩不比男孩差。
從小父親就教育她“不要做家庭主婦，要學會獨立”。父母也從不逼她上補習班，尊重她的意見，如吃什么雪糕、買什么衣服、學什么樂器，都在培養她自己做決定。在阿晴看來，“爸媽并不壞，只是沒錢。”
關于家用話題的地域討論。
剛開始交家用的時候，阿晴和父母兩三個月就會吵一次架，“手里錢太少了，但是他們還在不斷問我要錢，我爸說‘吃穿住在家里，公司包三餐，他接送，日用品一起買，只需買衣物化妝品，1000多不夠嗎？”時至今日，阿晴還能回想起父親撂狠話的場景、神情和語氣：
“就當是我借你的。”
“錢給了就是給了，哪有孩子借錢給父母的說法”，阿晴從沒想過交出去的錢還能回來，也沒有想過要搬出去住，“如果拿錢搬出去住，相當于和父母撕破臉皮，但又還沒到這種程度”。
直到工作半年后，工作漲薪加上年終獎，她的手頭才寬松了一些，也不和父母吵架了。“父母從小教育我，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生活水平，如果羨慕別人擁有什么，那就自己想辦法提高收入。”
阿晴的父親是廣東人，母親是湖南人，各有五個兄弟姐妹。在阿晴的祖父母與外祖父母在世時，她的父母一直延續著向上一輩“交家用”的傳統。
這一行為，恰如社會學家費孝通所闡釋的“差序格局”，在這種以血緣和親緣為核心，像漣漪一般向外推展開來的傳統社會關系結構中，阿晴父母是各自家族波紋中的一環，通過“交家用”的方式向上一環的父母履行經濟責任。
在阿晴大學畢業前，父母就和她商量，說需要她搭把手還貸款，只是沒提具體金額。對阿晴的父母來說，交家用是一種家族傳承，“代表你是這個家里的一份子，能幫家里緩解一些壓力”。
2023年，受公司裁員和疫情影響，阿晴跳槽去了另一家大廠工作。“他們不知道我具體到手多少。準確來說，家用不是根據我的工資定的，而是他們一直需要這個數。我工作六七年，薪資一直在漲，但他們從沒多要，到現在還是每月6000。”
日元當時匯率比較高，所以阿晴就用日元直接匯款回國內了，還能抵日本的撫養稅（圖/受訪者供圖）
到今年為止，她已經交了6年家用，加上給家里買車，累積起來差不多有五六十萬。
阿晴給家里的轉賬記錄 （圖/受訪者供圖）
愛，家用和家
簡單來說，“家用”就是“家庭用度”，而“交家用”這一具體說法，則特指成年子女將部分收入定期、定額上交父母或家庭管理者的行為。作為一個在民間流傳已久的口頭用語，它最為盛行于華南地區，尤其在城市之外的鄉土社會盛行。
它不僅是經濟上的支持，更被視為子女成年后對家庭責任的履行與情感的回饋，凝結著深厚的家族觀念與傳統倫理。在其他地域，可能沒有專屬詞匯，但類似“寄錢回家”“給生活費”等表達，所包含的“經濟反哺”行為內核是相通的。
然而，對于部分成長于個體意識更強時代的年輕人而言，“交”這個動作本身隱含了對家長權威的單向服從，似乎削弱了家庭親情的溫情，缺乏幾分意愿上的尊重，違背了他們所追求的主體性和獨立性。
因此，“交家用”在一些更年輕一代子女眼中，被視為經濟獨立的障礙、父母權力的過度延伸，甚至是一種缺乏必要性的“隱形負擔”，尤其當父母并不真正需要這筆錢時。
小鑫的家里經濟條件還不錯，“算得上中產”，父母是早年從四川來東莞做生意的。她大學時一個月生活費兩三千。當父親召集全家人通知她交家用時，她想反駁但忍住了，“我既沒有資金，也沒有能力立刻逃離，就只能先遵守他們的規則。
”第一次發工資交家用時，“很不舒服，但是沒辦法，后來我就開始安慰自己，就當是買自由”。
小鑫每月交五百的家用（圖/受訪者供圖）
對她而言，家用是一筆換取個人空間和內心安寧的“贖金”。扣除房租和上交的家用，每月雖然只剩2000元可支配收入，但如果住家里就得上交1000元且失去自由，因此她選擇搬出來住。
小鑫直言自己在家時精神高度緊張，會通過停車聲判斷他們是否回來，害怕和他們共處一室。就連吃飯，也是她獨自在房間里用餐。現在不在一個屋檐下了，小鑫反而感覺自在，“我不主動找他們，他們也不會主動找我。”
對于從小住校的小鑫來說，她像是這個家里的“局外人”，父母的關注重心始終在弟弟妹妹身上，“家里人平時很少溝通，除非發生了什么事情”。直到去成都上大學，物理距離才帶來了精神上的喘息。那段離家的時光，讓她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氣。
大二寒假，小鑫撿了只流浪貓，擔心家里人照顧不好，擔心小貓抓壞家具會讓他們不高興。她將貓完全養在自己的房間里。這只貓和她一樣，幾乎不與同屋檐下的家人打照面。
“以前我家養過一只橘貓，籠養的，脾氣很不好，還會攻擊人，后來我們搬家后就散養了，洗漱和食物都在外面解決。有一天，它走了，再也沒有回來。”大學撿到這只貓后，小鑫就想著一定要讓它生活得特別好，在自己身邊好好長大，就像是重新養育了一遍小時候的自己。
各自的課題
小顯找到第一份工作后，母親很快便問起她的工資，并委婉提出“可以給媽媽攢點生活費”，沒有具體說交多少。小顯裝沒聽懂，轉移了話題。工作了一陣子后，母親暗示過家里有一套房子的貸款沒還完，每個月一兩千，小顯提到自己還在還研究生的助學貸款，此后母親也再也沒有提過交錢的事了。
父母早年離婚，母親已經退休，有退休金和農家樂分紅，經濟上不需要小顯支持。在小顯看來，“如果我畢業后住在家中，負擔一部分伙食或水電費是合理的。但我一個人在外租房生活，并沒有必要再額外給家里交錢。”
真正引發兩人激烈沖突的，是小顯決定換城市工作。
由于畢業第一份工作壓力大、經常加班、大小周，她感到難以承受，打算辭職前往男友讀博的武漢發展。電話里，母親哭著說：“不然我生你干嘛”小顯也哭著反問：“那誰來考慮我？”她完全理解母親話語背后的傳統觀念：“既希望子女獨立，又不愿他們走得太遠。廣東文化很務實，很看重‘有用’，有一句很經典的話叫‘生你不如生塊叉燒，叉燒還能吃’。”
那次爭吵后，母親整夜失眠，狀態很差。小顯看在眼里，覺得必須打開這個心結，就建議母親和一位從事心理咨詢的親戚談談。心理醫生對母親說：“你供女兒讀這么多書，就是希望她能做出比你更好的決定，如果你不支持她的決定，其實就等于否定自己過去的付出。”在和心理咨詢師聊過之后，小顯母親開始逐漸接受并支持小顯的選擇。
當下，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學習承擔自己的人生課題，勇敢握緊自己的主動權。與此同時，他們也期待父母能逐漸收回過度關切的目光，將重心回歸到自身的生活之中。
自那次咨詢以后，退休前開過診所的的母親開始主動閱讀心理學書籍，像《為何家會傷人》。小顯和母親的關系也回歸到從前的狀態，母親在老家種種花，打打麻將，養貓貓狗狗，平時給她轉點補貼。小顯也會在母親節，母親生日的時候也會送點禮物或者轉個520，母親會開心地說“謝謝寶寶”或者用客家話講“阿妹，我好掛住你啊。”
小顯身邊需要交家用的朋友不多，只有個表哥畢業后在家打游戲不工作，家人讓他交家用來促使他獨立。“我覺得這種情況合理，但像我這樣在外工作的，交家用就不是必須的。”
同樣，在阿晴認識的同齡人和同事中，也沒有人交家用。“我爸從小教育我不要跟別人比較，所以別人交不交對我沒有什么影響”。但當阿晴開始重新審視過去的家庭決策時，她認為交家用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對于讀市場營銷并從事出海業務的她來說，“在目前的政治經濟形勢下，即便我能還上家里的貸款，也不劃算，房子會貶值，但流動資金可以用來理財增值。”
她也認為，“父母的課題應該自己解決，他們要完成財富積累。孩子剛工作攢不了多少錢，也要完成自己的積累。我家情況特殊，我因心軟和父母付出而扛壓力，但現在想開了。家用是孩子自愿出力緩解家庭壓力或討父母歡心，而不是強制性的義務。”
今年，阿晴與父母進行了一次正式對話，明確表示：“房子我不要了，爸媽想怎么處置都可以，到明年年底我不打算再出這六千了，如果他們想回老家養老，那完全可以把房子賣掉，過一個非常富裕的余生”。
父母聽完阿晴的話，沉默了很久后才說行，先走著看。但事情發展是否真的能如阿晴所愿，阿晴心里也沒譜。
在阿晴看來，理想的家庭關系應有清晰的情感邊界：“我和爸媽的關系是不太近也不遠。家庭大事有商有量，父母下決定前會問我意見。我有大事也不瞞他們。情感上雖然不近，但家庭義務上有共識，我每年會給他們買體檢套餐、付重疾保險，讓對象常去家里吃飯。”
她感慨自己的父母不過是“非常非常普通的人，積累一點小資產，磕磕絆絆生活到了現在，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盡最大努力給了我。”有時候加班到深夜，阿晴的母親會給她留一盞燈，到家后問她餓不餓，進廚房煮宵夜，等她吃完把碗洗了再去睡覺。“我在家里完全不用做家務，冰箱里都是我喜歡吃的東西。”
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元，復雜得像一團難解的毛線。而“家用”，不過是從中抽出的一根線頭。輕輕一拉，便會帶出代際之間關于愛與控制、付出與期待、責任與主體性的漫長博弈。事實上，一個家庭是否要求子女“交家用”映照出的是兩代人在不同時代下形成的的價值觀與生存哲學。
因此，問題的關鍵或許并不在于“交不交錢”，而在于父母和孩子，能否學會尊重彼此作為獨立個體的邊界與選擇。這也意味著，子女與父母之間，或許從來不存在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
代際關系的本質，更像是一場持續進行的對話與磨合，其中有理解，也有委屈；有失望，也有溫情。每個人都渴望被看見，也在學習如何看見對方；都在尋求尊重，也在練習如何真誠地給予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