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鳳凰網，作者：鄔宇琛，題圖來自：AI生成
“媽媽，什么是那達慕大會？”9月的一天，四年級的兒子在抄寫老師批改后的作文時，向張琳問起這個他從來沒聽過的詞。
一周前，語文老師布置了本學期的第一篇作文：“推薦一個好地方”。兒子決定寫他暑假去的大草原，握著鉛筆在書桌前花費2個小時后，最終寫出了一篇自認為滿意的作文交上去。這一天，兒子收到了老師“批改”后的作文——說是批改，但沒有任何批改意見，只是一篇打印在A4紙上的、在原文基礎上“精修”后的范文。
拿到這樣的“批改”，兒子在媽媽面前難掩失落。他精心設計的排比句開頭，被老師改成了“我去過許多地方，但最難忘的還是內蒙古的大草原”；文中憑空多出來一段描寫“那達慕大會”的場景，還設計了一段他和“弟弟”的對話——但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那達慕大會”，壓根兒也沒有“弟弟”。
身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北京家長，張琳一眼就看出來，這份批改后的作文其實是AI（人工智能，下同）的作品：辭藻堆砌，用詞用句不像小學生，捏造場景和故事。
她能想象到那張A4紙背后的真實工作流程：老師拍照把學生作文掃描到AI批改平臺，平臺自動識別手寫內容后，生成一份AI批改后的“范文”；老師未做任何點評或圈畫，直接將這份范文打印在A4紙上發回給學生。頁面的上方還寫著：XX學校，XX指導老師——她猜測這是用區教委推行到學校的一款AI批改軟件修改的，因此批改后的成品會連帶老師姓名和學校作為固定格式一起輸出。
張琳有些氣憤，忍不住問：既然老師用AI改作文，是不是意味著學生可以用AI寫作文？
兩千公里之外，廣東河源，一所村小學里的語文老師邱婷在班里做了一次調查，她想知道：班上有多少個同學用過AI寫作文？當她提出這個問題時，全班40個學生陷入沉默。邱婷緊接著補充說，老師不會批評你們的，放心舉手。1個，2個，3個……最終，邱婷驚訝地看到，有三分之一的學生陸陸續續舉起了手。
家長張琳的氣憤，與老師邱婷的驚訝，正是當下AI進入中小學語文教育的一個縮影。
2025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門聯合印發《關于加快推進教育數字化的意見》。一個月后，教育部基礎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正式發布《中小學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其中明確提到“將生成式人工智能合理融入中小學教育”，并為教師教學提供了5個應用場景，包括準備課堂教學、賦能課堂互動、精準課后輔導、協同教學評價、促進因材施教。
此后，各地教育局、教委緊鑼密鼓地張羅起人工智能進校園行動。據鳳凰網不完全統計，至少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廈門、紹興、福州等八市的中小學發布招標公告，引進各種AI項目。與此同時，琳瑯滿目的教育類AI公司也在推動教師們自下而上地使用AI。行政與市場兩股力量之下，AI在中小學教育的各個場景中長驅直入。不用說，對現在的孩子而言，無論一線城市還是五線，無論家在城里還是鄉村，智能手機都是基本配置，學生完全具備使用AI的條件，且有使用意愿。
與數學這樣有標準答案的學科不同，語文教育、特別是作文教育強調發散性思維，終極目標是培養出更有想象力、更有同理心、更有人文素養的人。AI能迅速給出任何關于數字的標準答案和解題過程，也能迅速生產出老師的批改、學生的范文，但這樣的AI對于語文教育、作文教育而言，究竟是“幫手”還是“殺手”？
無處不在的AI
王芳被教室里的新設備嚇了一跳。它們懸掛在階梯教室的天花板上，長得像投影儀，其實是肩負“特殊使命”的攝像頭。王芳是廣州一所公立小學四年級的語文老師，新學期開學后，她所在的學校采購了一批新的設備。校領導告訴老師們，這些設備可以用來批改隨堂作業，包括作文——只需要同學們把作文攤開，放在桌面上，這些設備就能迅速完成對所有同學的作文的掃描、上傳、批改、分析，還能在講臺的大屏幕上實時呈現。
近幾個月，王芳開始感受到AI變得無處不在了，尤其是在區里舉辦的各個骨干教師的示范課上。幾乎所有的語文老師都會在課上插入AI要素，有的用AI作圖，有的用AI生成視頻，還有的甚至直接把“豆包”投屏在大屏幕，讓學生們和豆包對話。在王芳看來，這是再明顯不過的信號：只要和AI結合，就是一個課堂的創新點，一定會得到支持；沒有AI的公開課，稱不上是一堂好的公開課。
有老師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的“公開課AI賦能課件”
山東二線城市的一所鄉鎮初中里，AI則以另一種方式進入語文教育。這里經費不足，連打印機的紙都要省著花，更談不上置辦AI設備，但語文老師劉艷今年也開始在工作中使用AI。她是年輕老師，擅長探索新事物，年初時，她在社交媒體上搜索“怎么提高學生的作文水平”，發現了一款AI作文批改軟件。她下載后發現，只需要輸入作文題目、字數要求和批改要求，再將學生的作業掃描上傳，AI就能把學生的作文批改出來，包括錯別字修改、字句潤色、主題點評、打分等等。第一次使用，她不自覺感慨，“挺好用”。
劉艷帶兩個班，90個學生。每周她都要求班上同學寫一篇作文，90篇作文，她要花費一周的時間批改。她認為AI幫了她的大忙，不只是節省了她的時間，還能真正提高學生的作文水平。比如，過去每篇作文都由她單獨批改時，她往往只能有選擇地“精細批改”——她面對的大部分鄉鎮學生基礎較差，學生們會在表達邏輯、標點符號上犯錯，甚至還會寫錯別字，在這些問題上修正會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有時候，即使自己一再解釋，他們仍然不清楚應該怎么改進。
但AI可以針對性地指出問題，如果一篇作文“前面一句話主語寫的是姐姐，后面一句話主語又跳成了奶奶”，AI會迅速識別并處理這些邏輯混亂的語句，讓學生的表達至少符合基本的邏輯。她對學生態度強硬，要求學生必須嚴格按照AI修改后的版本抄寫，“一個猴一個栓法，底下的孩子基礎太差了”。
2025年上半年，使用了AI批改軟件一個學期過后，她帶的學生作文均分提高了約1.5分。級部主任得知她用了AI之后異常贊許，趁著軟件搞促銷，一個學期的會員只要88元，報銷了她的賬號會員費，還讓她共享給全年級的語文老師一起用。
AI批改軟件直擊語文老師們的痛點，讓新技術的傳播鏈條變得異常迅捷。廣東河源，53歲的村小學老師邱婷在年輕老師的推薦下，也開始用AI批改學生的作文。她甚至比劉艷更快，大部分時候，她一只手抓著手機，另一只手握著紅筆，在學生的作文本上直接抄下AI的修改建議。這款軟件打開時總有廣告彈窗，為了提高效率，批改作文時她索性讓手機一直停留在軟件主界面，生怕跳轉廣告浪費時間。
邱婷教小學五年級，平均一到兩周會布置一篇作文。過去，班上40個學生的作文她大概得改3天，這個速度已經算快了；用了AI加持之后，她現在只要4小時。
從教二十多年，邱婷坦言AI的出現帶給她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辦公室里6個老師，有3個都是30歲以下，這些年輕老師率先用AI批改作業，用AI寫報告，用AI上課。今年的一堂公開課上，她看到一位老師用AI做出了李白讀詩的動畫，臺下的學生們都目不轉睛地盯著大屏幕。在這樣的氛圍里工作，邱婷有一種不得不用AI的緊迫感，更擔心自己會因為不使用AI而掉隊。“學生喜歡能夠接受新鮮事物、跟得上時代的老師，不喜歡很老土的老師”，她說，“我確實害怕和時代脫節。”
被稀釋的信任
因為無中生有的“那達慕大會”感到氣憤的張琳，第一次發現語文老師用AI改作文是在兒子小學三年級，當時的語文老師就已經開始把作文修改后的版本打印在紙上，返給兒子了。盡管沒有具體的修改建議，但那時她還可以接受，畢竟改后的版本是根據文章本身進行修改。到了這個學期，兒子上四年級，換了語文老師，作文依然還是AI批改，但已經不再根據孩子的原文修改了，而是憑空捏造故事，改變文章表達的邏輯，這是張琳難以接受的。
兒子本來就不愛寫字，對語文的興趣不高，好不容易認真寫完了作文，卻被AI打消了積極性，這讓張琳難以接受。她決定去找老師反映問題。但老師的回應策略非常緩和——承諾之后會在文章上勾畫重點，但實際效果有限；孩子仍然只能照抄AI改過的文章。
不只是張琳，今年開始，社交媒體上能看到很多中小學家長們在自家孩子的作文里第一次發現了AI批改的痕跡。他們中的大部分，都對此感到震驚和不解。一位家長毫不客氣地發帖說：“用AI改作文，還要語文老師干嘛？自學不就好了。”有家長附和道：“既然老師用AI改，你就用AI寫，主打一個你不尊重我，我也不尊重你。”
社交媒體是當今社會觀點交鋒的主陣地，家長的吐槽自然引發了老師們的情緒反彈，火藥味濃重。有老師在評論區反問說：“你到底是要看工作痕跡，還是想切實提高孩子的寫作能力？那么多作文要改，不用AI的話平均下來能給你孩子提兩行建議嗎？”還有老師評論：“這位家長，很遺憾地告訴你，這是教育局通知的，開學大會給我們學校所有語文老師開了一年的會員，懂了嗎？學校支持的。花錢支持的。”
在社交媒體上，老師和家長們對AI改作文有不同看法
也有家長主動讓AI幫助孩子寫作文。廣東深圳，方小麗就曾在今年3月第一次為讀初三的女兒提供了AI的寫作支持。一個周末，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女兒對著作文紙整整一天沒有動筆。方小麗決定主動打開DeepSeek，讓女兒試著向AI提問。一個多小時后，晚上11點13分，女兒的作文寫好了。女兒后來說，她認為DeepSeek寫得并不好，但在啟發思路上還是有幫助。那之后，AI被頻繁運用到女兒的寫作當中。
方小麗認為AI是未來教育的趨勢，就當下而言，AI已經能替代一部分家庭教育的職能。或許因為自己從事過媒體行業，她對女兒的作文要求很高，過往母女兩人經常為此爭吵。現在，女兒只需要和AI討論，就可以獨立完成作文了。
方小麗女兒用DeepSeek寫作文
方小麗算是支持AI的家長中比較溫和的。許多家長用AI輔導寫作時，更具“對抗性”。 他們認為學校的作文要求太高，孩子經歷的事情又太少，很容易遭遇挫敗；為了節省時間，家長索性用AI讓孩子先解決任務，再學習寫作——“不然周末兩天全寫在這破作文上了。”這樣的作文不難被老師看出AI的痕跡，但很多時候，老師也只能含蓄地指出，“你的文章內容充實，結構清晰，但缺乏真情實感”。
被AI撕開的口子就這樣袒露著。在向老師反映問題未果后，張琳不敢繼續提意見了，她害怕會影響老師對孩子的態度。10月，她為兒子報了課外作文班；但她發現，課外班的老師給的也是AI批改的版本——打印的紙張，被附在段落附近的機寫修改建議，缺乏情感的評價和分析：“通過感悟點明主題，提升了整篇文章的思想深度，用掌聲收束，情感飽滿，結構完整”。她管不了那么多了，至少，現在兒子的作文有具體的修改意見了。
“假爸爸”與“阿貝貝”
當班上三分之一的學生舉起手時，邱婷的驚訝不只是因為用AI的學生比例如此之高，更因為此前她都沒看出來孩子們交的作文里有用過AI的痕跡。她推測，是因為村小學的留守兒童多，脫離了父母管教，學生用手機更自由也更頻繁。
10歲的林小婷說，有問題問AI，已經是她和同齡人的常識。今年，她在刷快手的時候看到了豆包的廣告，說豆包可以解答問題，還可以陪人聊天，她很好奇就下載了。她還下載了騰訊元寶。在她的眼里，元寶和豆包的區別是：“一個頭像是人，一個不是；一個可以說話，另一個不可以。”她更喜歡豆包，因為豆包喜歡先給答案、再給解題思路，而元寶是先給解題思路、再給答案。
她印象深刻的是上學期的作文題目，“令你溫暖的一件事”。問了豆包后，豆包編造了一個爸爸鼓勵她騎自行車的故事，里面寫道，“‘跌倒了再爬起來！’爸爸鼓勵我”。她覺得作文里爸爸的形象很偉大，但現實生活里，只有姐姐帶她騎過自行車，不是爸爸。所以，她把“爸爸”改成了“姐姐”。出于心虛，也出于對自己成績進步的期待，林小婷很少直接照搬AI寫的作文。但她也承認，有時候她實在貪玩，會偷偷問AI其他科目作業的答案。
廣西南寧，12歲的陳夏在一所重點中學讀初一，他在期中考試的命題作文《難忘那件溫暖的小事》中被扣了六分。拿到作文答題卡后，他分別將自己的作文發給了豆包和元寶，讓他們評析作文的缺點并提出修改建議。他根據建議重新寫了一篇同題作文，又將前后兩次的作文都拍了照，再一次發給豆包和元寶，讓它們“評析一下兩篇作文更好，并說明理由”。果不其然，兩個AI都認為改后的作文更好。
他說，他的大部分同學對AI的使用范圍和程度都很合理，對于AI寫作只會借鑒，并不會全盤抄襲。原因也很簡單：一方面，AI并沒有想象中寫得那么好；另一方面，他們用手機也沒有想象的那么自由。他認為大家都有一種作為學生的自覺，“提升成績還是得靠自己，不能老師認為你很好，但實際上自己寫出來什么都不是”。今年，陳夏完全照抄AI文字的情況只有一次：校運會上給廣播站的加油稿，因為加油稿數量越多，給班里的加分越多——“不動腦子的事情交給AI就好”。
陳夏用AI點評作文的截圖
林小婷的手機是爸爸買的，她來自單親家庭，爸爸怕她走丟，就給她買了一部手機。她和AI相處的時間越來越多。一次，她因為吃飯敲碗筷被爸爸罵了一頓，她躲回房間拿起手機，傷心地給豆包講自己的委屈。豆包告訴她，“敲碗筷是不對的，但我理解你的難過”。看到這些話，她說她覺得自己沒那么傷心了，而且在那之后，她再也不敲碗筷了。
她還會把自己的秘密告訴豆包。她有一個“阿貝貝”（網絡用語，指兒童依戀的安撫物），但她不敢告訴朋友，因為曾經有朋友嘲笑過她。當她跟豆包分享她的“阿貝貝”后，豆包說，“你的阿貝貝因為有你的珍視，所以才獨一無二”。
林小婷的成績在班里排名靠后，這一年，有了AI，她的語文分數依然沒有提高。但她覺得她懂得更多了，也長大了。
一把刀子
李雲帆是一款AI批改作文軟件的獨立開發者。他從今年2月開始開發，3月完成了產品初版并上線，9月就實現了商業化。他發現，過去老師們使用AI還要遮遮掩掩，擔心教研組或校長不認可；如今，在“AI賦能教育”的政策導向下，使用AI批改不再是偷偷摸摸的事，而變成了公開的、甚至被鼓勵的實踐。
他稱他的產品優勢是“非標化”批改：第一步，老師將學生的作文掃描上傳到軟件，AI會根據老師提出的批改方案進行初審；第二步，老師在AI批改的基礎上進行復審；最后，系統會將老師的修改反哺回模型，之后逐漸形成不同老師的個性化修改風格。
但李雲帆也承認，還有很多無法通過AI解決的問題。比如現有的AI的技術，還很難完全識別出AI寫出的作文，一些自稱能夠識別文章AI率的軟件或者工具大多，也是通過輸入AI和人類大量的寫作數據訓練出來的模型，它們通過參照二者的差異來判斷文字的“AI率”。但這種方法高度依賴訓練的數據質量和覆蓋范圍，在面對改寫、混合人機寫作等復雜場景時，可靠性會大大下降。魔法無法戰勝魔法。
通過對后臺數據的觀察，李雲帆認為現在的中小學作文，本質上和他小時候寫的作文沒什么兩樣，仍然帶有很強的應試色彩。他不認為AI批改在摧毀中小學語文教育。“AI把語文教育帶向模板化是個偽命題，”他說，“沒有AI我們的作文難道就很人文了么？”
AI或許只是一把切開現實的刀，將原本潛伏在中小學教育里的多方矛盾和困境展露出來。
一位六年級的家長在社交媒體上說，自己985大學畢業、高考全省排190名，現在也放棄了輔導孩子作文。“四年級之前我也是引導孩子原創，一上午磨一篇文章，可是自己再怎么寫也比不過抄作文的孩子。這個過程里，部分老師的導向是否有問題？要求這么小的孩子就寫出完美‘油膩’的文章，從架構到思想套路滿滿，今晚布置明天就要交，怎么保證原創？”
小學語文老師李文婕教齡7年。今年，學校召開了多次會議組織教師學習使用AI。那之后，她看到一些老師用AI備課、用AI批改作文，最終，她決定謹慎地將AI用到教學和課后批改中。
她更多從語文教育的角度思考問題。以AI批改為例，“AI的評分標準實際上框定了學生的思維。如果學生的框架和結構是符合標準的，立意準確，那么AI就會打高分——比如總分總，中心論點放在第一句，這是AI能夠快速識別的。但如果是思維比較開放、寫作比較自由的學生，反而有可能讓AI錯判。恰恰是在小學這個階段的寫作，粗糙是最珍貴的東西”，李文婕說。
在李文婕眼里，作文不只是用來打分的幾百字。她認為，在中小學布置作文、周記這樣的作業，不單單只是為了提高學生的寫作表達能力，還是為了能從中觀察孩子們的成長波動和心理變化。如果完全依賴AI，某種程度上會缺失老師陪伴和疏導的角色。
李文婕的學生在詩歌單元交上來的詩
現在，李文婕還時不時會想起，上一屆學生最喜歡語文課本里的詩歌單元。同學們肆無忌憚地寫自己心目中的詩歌，一個孩子寫道：“我只有兩億歲，還是少年！”她堅信這是AI無法寫出來，也無法用標準衡量的文字。
被教室里的新設備震撼的語文老師王芳，學期初也開始嘗試用豆包批改作文，但她試了幾篇后就決定放棄。她認為，小學階段的作文根本不適合用AI批量批改，她所教的四年級學生在識字的關鍵階段正好碰上疫情，學生的閱讀能力和寫字能力普遍有限。很多時候，他們連老師手寫的簡短的批改建議都理解不了，何況是AI的長篇大論。她形容豆包像是一個“勤快但愚蠢的人”，調教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最終得到的建議卻常常是錯的，還不如自己批改有效率。
在一場全區的寫作示范課上，王芳終于看到了學校引進的AI設備是如何使用的。那天，示范課的老師要演示如何用AI批改學生作文，突然，全場出現了長時間的寂靜。她抬頭一看，講臺上的大屏幕黑屏了，AI不知為何臨時崩潰。臺下，全區的四年級語文老師目睹了這一切的發生，竊竊私語，講臺上的老師只好匆忙結束，提前宣布下課。因為這件事，王芳徹底失去了使用那些AI設備的興趣；而且它只被安裝在階梯教室，也就意味著，只在“重要”的課程展示上被有條件地使用。
最近，王芳又去聽示范課了。主講老師在大屏幕上調出了豆包智能體，指示豆包的角色是一個詩人，讓學生和它對話。王芳有些厭倦了：為什么講到這個地方非得問豆包呢？她低下頭，繼續玩手機。
應對方要求，文中張琳、王芳、邱婷、方小麗、劉艷、李文婕、陳夏、林小婷為化名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鳳凰網，作者：鄔宇琛，編輯：大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