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AI迅猛發展，在諸多領域受到推崇，再次將一個恒久的理論命題置于人們面前：怎樣跨越技術突破帶來的“陷阱”，實現人與技術的和諧共生？本文作者以《技術陷阱》一書為線索，通過與歷史上的數次技術革命比較，分析了AI可能造成的“技術陷阱”：進一步取代普通勞動者，難以創造就業“增量”；重構中產階級；擠壓人類價值和意義屬性的空間，引發“意義危機”。基于此，作者提出了規避“技術陷阱”的具體措施，關鍵在于面對AI沖擊，要為人類智慧的迸發保留一份“自留地”，對處于劣勢的群體提供補償和支持。
本文原載《讀書》2025年12期新刊，授權虎嗅轉載，更多文章，可訂閱購買《讀書》雜志或關注微信公眾號：讀書雜志 （ID：dushu_magazine），作者：劉丹，原文標題：《〈讀書〉首發｜劉丹：人工智能時代何以跨越“技術陷阱”》，頭圖來自：AI生成
作為一種顛覆性技術創新，人工智能對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影響深遠而全面，既有風險與挑戰，也蘊藏著巨大能量：穿戴式人工智能可以輔助聽障、殘障人群有尊嚴地生活；智能駕駛可以降低各種人為因素引發的事故的發生概率；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方面，AI對一些處理機械文字的行業產生了技術替代；在人形機器人方面，產品功能也在迅速進化。
技術本身無所謂好壞，關鍵是其用途如何，這就引出了一個恒久的理論命題：面對人工智能等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們應該怎樣看待？怎樣適應？怎樣趨利避害，最終跨越技術突破帶來的“陷阱”，實現人與技術的和諧共生？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的《技術陷阱：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創新下的資本、勞動與權力》一書，以第一次工業革命甚至更遠時期以來的技術創新史為依據，探討了技術進步對社會成員經濟與政治結構的復雜交疊影響，從發展規律的宏觀視角對以上問題進行了回答。
弗雷認為：“技術進步對收入的影響程度決定了人們對它的態度。”如果AI時代能夠像工業革命時代一樣，在技術進步的同時創造出更多種類的就業機會，并且提高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我們就能更好地跨越“技術陷阱”，實現“AI讓人類更加美好”的愿景。
《技術陷阱：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創新下的資本、勞動與權力》中譯本封面（來源：douban.com）
一、怎樣從歷史視角看待人工智能時代
弗雷將人類技術文明史分為大停滯——前工業革命時代、大分流——英國工業革命、大平衡——美國工業革命、大逆轉——計算機時代、未來——包括人工智能時代。即便在“大停滯”時代，也充滿了創造性和智慧（如蒸汽輪機的發明等）。
只是在當時“技術的主要作用在于充當保持和擴大政治權力的工具，而非服務于經濟利益”，而缺乏市場需求成為前工業革命時代技術發展緩慢的重要因素；并且奴隸制和農奴制的長期存在，使得在前工業化時代，奴隸經常比機器更便宜，勞動力成本低于技術推廣成本，“這些相對廉價的勞動力使得人們缺乏動力去使用和推廣取代工人的技術”。
此外，技術進步和機器推廣陷入困局的原因還包括政治風險（當取代技術盛行時，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執政者為了鞏固統治經常會阻礙取代技術的發明和推廣）、文化理念（迷信文化盛行會阻礙大眾對于科學的認知和態度，影響科技創新）等，在這些因素的禁錮下，人類技術進步陷入長期停滯。
在“大停滯”之后，英國和美國分別主導了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自身的“大國崛起”。英國因“黑死病”肆虐產生較大勞動力缺口、工商業階級執政的政治結構有利于技術市場化，并且還有大量殖民地作為原料供應地及市場，為技術推廣鋪平了道路。
英國內部也出現了工資停滯不前、利潤突飛猛漲，但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的“大分流”困境，工人的工作境遇堪憂，此外還產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美國則吸取了英國的經驗和教訓，從福利體系和失業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工會組織的建設（緩和了勞資矛盾）、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等政府部門的設立和《全國勞動關系法》等法律法規的健全等方面綜合施策，極大提高了工人待遇，緩和了技術進步對低人力資本勞動者就業的不良影響，因而迎來了新的技術“井噴期”。
除了以上兩國各自的優勢舉措之外，工業革命以來激烈的國際競爭也使各國政府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力求在更多科技競爭“主戰場”擁有一席之地，加大對科技創新的投入，破除各類制度性障礙，甚至不惜提高關稅，通過“貿易戰”來保護和維護本國技術優勢。
技術演進示意圖（來源：researchgate.net）
弗雷認為，技術進步總體上讓人類社會穩步向前發展，連曾經的“盧德主義者”也承認技術進步讓他們比以往的世代都生活得更好，但當這種技術進步危及他們就業之時，出于生存壓力他們會果斷反抗。因而技術進步并非一定對應著積極或消極后果，關鍵看它是否能造福于大多數民眾、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這影響著人們對某項技術的態度。
二、技術進步中的勞動與就業
勞動與就業關系著千萬家庭的生活水平、社會穩定及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總的來說，技術對勞動和就業的影響具有“雙刃劍效應”：技術進步提升了某一行業的生產效率，創造了新的消費需求以及圍繞某項技術研發、推廣、應用和維護而產生新的崗位需求，這提升了勞動者的工作效率和就業水平。
但也有一些技術的推廣替代了某些常規的非技術性工作，之前從事這些工作的勞動者被迫轉向低薪服務型崗位，導致其收入不斷下降，并且這些低薪服務型崗位也持續受到技術進步的沖擊，最終出現生產率持續提升，實際工資卻停滯不前且失業率不斷攀升的“技術陷阱”。
這就引出了技術創新的屬性和類型，不同屬性的技術創新對于勞動和就業的影響是存在差異的，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創新按照屬性可分為使能技術與取代技術兩類。取代技術讓工作和技能變得多余，而使能技術會幫助人們更高效地完成已有任務，或為勞動者創造全新的工作機會。
美國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發明絕大多數屬于使能技術，內燃機和電力的廣泛應用創造了先前從未存在的新興行業，包括汽車、飛機、拖拉機、電器、電話和家用設備的生產，這些行業都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自計算機時代的自動化開始，“虛擬網絡世界”對“現實世界”產生了較大沖擊，許多線下的商場、店鋪、超市紛紛倒閉，致使原本從制造業失業轉移的勞動者再次面臨著失業，盡管之后互聯網經濟和平臺經濟又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但技術進步已經開始從“使能技術主導”不斷向取代技術方面發展，普通勞動者的崗位有著被替代的風險。
自此，勞動也日益分化為技術型和非技術型兩類，這兩類崗位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被拉大，原本從事制造業的藍領工人等中產階級的就業空間不斷被壓縮，只能轉而從事勞動報酬更低的低技能崗位，但這些崗位也被計算機技術帶來的自動化革命侵蝕，使得低收入群體不斷擴大。
同時，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促成了一批高度依賴其發展的“符號分析師”崗位，包括經理、工程師、律師、科學家、咨詢師等，這些崗位因為具有較高的學歷門檻和技術壁壘，相對收入較高且競爭相對和緩，二者之間的差距不斷被拉大。
盡管如此，計算機時代尚未形成對人類勞動的實質挑戰，因為“在感知和行動能力方面，計算機很難甚至不可能具備一歲孩子的技能”。但在AI時代，機器逐漸模仿乃至在某些復雜場景超越了人類智慧（如人工智能圍棋已經完勝人類棋手）。
隨后，基于海量數據的深度學習與訓練，大語言模型日臻完善，人形機器人也逐漸具備了人類的運動形態，在很多非技術性崗位上對人類就業構成了挑戰，而這些技術本身帶來的新增就業屈指可數。但現在仍然樂觀的一點是：AI尚無法處理它們訓練數據以外出現的新情況，仍然依賴于人類操作，本質上仍是“機器”的延伸。但在不遠的將來，或許AI會突破這些限制，甚至擁有自我意識，那個時候非技術工人將何去何從？
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2025年技術與創新報告》，在同樣的測試中，AI在語言理解、閱讀理解和圖像識別方面的表現已優于人類，在手寫識別、語音識別方面的表現與人類基本持平（來源：unctad.org）
總的來說，相較當今AI時代，第一、第二次工業革命時期乃至之后的計算機時代基本處于或為“增量時代”的延續，填補了人類經濟社會生活的各項“空白”，因而更多屬于使能技術。因為尚存技術“空白”領域，技術替代也具有階梯性和空間差異性，只要確保勞動力的流動性，失去工作的勞動者將很快便能在其他崗位重新就業，即便報酬可能更低。
但隨著“空白”逐漸被填滿，更多的技術創新只能著眼將已有領域的技術或者設備升級，或偏向取代技術的發展，甚至瞄準人類機能本身，從而進入技術進步的“存量時代”，而發掘存量必然會對既有的勞動和就業體系產生重要影響。
在AI時代，技術壁壘更加明顯，普通勞動者難以介入，尤其是受AI沖擊而失業的低人力資本勞動群體，未來如何給這些勞動群體創造更多低門檻和技術壁壘的就業崗位，成為AI時代的重要考驗。
三、技術進步中的“中產階級”
趙海均在《什么在左右中國經濟》中提出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被認為是現代社會中較為理想的社會階層分布模式，這種社會結構以收入兩極分化較小和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為特征，要想維持這種社會結構，重要的策略就是“擴中”，確保中等收入群體的穩定，形成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
中產階級對于一個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大量減少之后，這些地方的流動性就會大幅降低”，而對于大多數勞動者來說，取代技術推廣帶來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就業機會的減少，意味著向上流動的途徑基本被關閉。而流動性缺失會抑制社會活力，加劇社會收入的兩極分化，不利于擴大消費和經濟社會的長期均衡發展。
縱觀工業革命以來的技術發展史，技術對中產階級的影響并非線性，而是基本呈現“波浪式”發展趨勢：在工業革命時代的英國，曾經陷入工資停滯不前、利潤突飛猛漲，但收入差距急劇拉大的“大分流”困境，導致中產階級急劇萎縮。
而在美國主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萎縮的中產階級又重新得到發展和壯大，其中的影響包括使能技術的大規模推行，催生了一大批新興行業，產生了大批在制造業工廠操作機器的“藍領工人”群體，他們也是中產階級的主要構成部分，龐大的中產階級支撐了經濟的繁榮和社會的穩定，美國因此在“二戰”后迎來了經濟發展的繁榮時期。
但此后隨著經濟形勢下滑、生產線向其他國家遷移以及取代型技術推廣催生的制造業自動化所引發的失業浪潮，這些“藍領工人”被迫轉行或與處于就業底層的非技術普通勞動者競爭，中產階級再次萎縮。
并且，隨著人工智能時代生成式AI和人形智能機器人的快速迭代演化，AI已經越來越接近人類智慧和行動能力，可供中產階級就業轉移的空間越發狹小。AI大模型大多以開源免費使用的方式來獲得訓練所需數據集，可以與其他辦公軟件、政務服務系統等自由對接，而這些工作任務背后的“白領”和“藍領”面臨著被替代的風險，中產階級有著持續萎縮的風險。
AI時代中產階級可能指的是那些尚未或者難以被AI進行技術替代的行業從業者（如法官、公共政策制定者等需要情感注入、重視公平正義，理發師、廚師等需要具備感性思維和創造力的勞動者）。他們介于AI核心圈層和普通勞動者之間，所謂AI核心圈層就是指AI技術本身及與AI關系密切的技術性行業企業的從業人員，這些技術型工人因技術壁壘而處于就業頂端，是各類技術的研發者和推動者，較難被技術替代，有著較高的工資收入和其他類型收入。
而普通勞動者指的是從事低端服務業的低人力資本勞動者，他們的就業機遇將會受到技術替代和中產階級向下“汲取”的雙向擠壓。未來，大部分行業和崗位都將受到技術的改造或替代，非技術型勞動者最終將退出歷史舞臺，中產階級的定義也將繼續調整與優化。
四、技術進步與人類能力
弗雷在書中用較大篇幅探討了技術進步對勞動與就業的影響、對中產階級的影響，但對于技術進步對人類本質能力的影響卻未著筆墨，這也是本書最大的局限。人類本身并不是作為工具而是作為價值和意義而存在的，技術進步固然提升了人類的工具屬性，增強了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甚至探索了很多未知領域，填補了多項人類認知空白。
但是，過于強調工具屬性將會擠壓人類價值和意義屬性的空間，機械化和智慧化都是將人類思維抽象為線性思維，更強調理性，但人類生活在更多方面展現出的是非線性的感性思維，二者具有同樣意義，并且感性思維是未來AI如何進化都難以替代和企及的思維方式，也是人類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總的來說，技術進步對勞動與就業的影響屬于經濟和社會領域，對中產階級的影響則屬于政治和社會領域，對人類本質的影響則屬于文化和倫理領域，三者都對人類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缺一不可，這也是該書框架設計的主要局限，但整體上仍給我們如何適應AI時代提供了很多有益啟示。
技術進步與人類能力的關系不能簡單地用“促進”或“抑制”來回答，二者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而非線性的。誠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諸多技術進步極大地改善了人類的生活、工作和學習的環境與工具的種類及使用能力，但人類的智慧和行為也越來越依賴技術，甚至產生了“技術依賴癥”，即離開了某項技術的輔助之后，我們已經無法開展之前能夠自如的某項工作，我們已經無法想象沒有這些技術的生活。
并且由于過度依賴技術，尤其是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濫用使得一些需要創造力和靈感的人群產生了“意義危機”，若任由AI生成的詩歌、電影、書籍等充斥人類社會，不僅會埋沒原本具有才華的創作者，更值得擔憂的是這些缺乏人類智慧的作品最終會削弱人類的情感和感性思維，還會加劇人類生活的心理危機和存在空虛。
因而，對于AI技術的發展也應設立動態“負面清單”，即AI限制發展的領域，根據社會發展現實對其中的場景目錄進行調整，為人類社會保留一份純真，也為人類智慧的迸發保留一份“自留地”，讓能夠代表人類智慧的創作者能夠靜下心來持續創作，為人類貢獻更多優秀作品，彰顯人類的智慧之光。
另外，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還可能造成對人類能力的“擠出效應”，比如AI技術等的快速發展需要海量數據作為基礎，但這些數據之中包含較多個人隱私數據，如何確保這些數據的安全成為未來AI發展面臨的主要挑戰。
并且，技術本身是一種工具，無所謂好壞，對其評價在于何人在何事使用：若出現犯罪分子運用AI換臉進行詐騙、AI智能語音撥打詐騙電話等非法用途，平臺運用算法壓榨底層外賣員或快遞員等應用場景，AI技術無疑是負面的；但若AI用于輔助醫療、協助警察分析線索證據、幫助人類從事危險繁重的工作等場景，AI無疑具有重要的積極作用。
五、人與技術和諧共生的未來
若AI代替的是無效勞動和低效勞動，那么AI無疑具有提升生產效率之功效，但生產效率并非人類社會的全部，AI有可能會使一部分人喪失價值意義，尤其是手工藝傳承、曲藝等具有師承關系的手工技藝和語言藝術，代表了傳統文化的精髓和瑰寶，是人類智慧的結晶，不能將這些一股腦兒用AI替代。
另外，諸如公共政策制定、司法審判、基層治理等關系國計民生，需要效率更需要公平和溫度、情感的關懷的領域，AI只能起輔助作用。因而，我們要區分哪些行業適宜推行取代技術、哪些適合使能技術，不能因為取代技術影響就業這一單純論斷就拒絕這類技術的發展，而是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充分考慮人類情感訴求和社會公平，有步驟地發展包括人工智能技術在內的各類“未來產業”，合理規避其對人類社會發展的不良影響，放大其積極效應。
我以為，規避“技術陷阱”需要做的有幾個方面：
一是提供和創造更多就業崗位。如果使勞動者的收入得到普遍上漲，并且能夠使失業人群快速再就業或得到一定保障，技術進步的阻力就會大大下降，而這也將推動技術的迭代升級。
二是縮小崗位之間的門檻和壁壘。在人工智能時代，除了一些涉及國計民生等重大行業和領域以外，應該降低其他崗位之間的門檻和壁壘，使得勞動者可以在這些行業部門自由流動，實現自身人力資本收益最大化。
三是加大針對全民的免費義務AI培訓。各級政府應當下撥專項經費，投入到針對全民的免費義務AI培訓，并將AI通識課程酌情增加到大中小學的必修課之中，依托單位、社區等組織實施免費義務技術培訓。
四是設置工資保險和實行稅收減免。對于一些處于勞動生涯晚期的失業者，通過受教育和接受培訓來使他們重獲就業機會是不太適合的，失業保險能提供的幫助也是有限的，因而可以采取“工資保險”的形式——如果工人被迫從事低薪的工作，他們將會獲得補償。另外，還要加大對低收入勞動者的稅收抵免和專項補貼及福利住房供給。
五是持續提升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勞動者積極參加各類教育和培訓來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與知識儲備，通過提升自身人力資本來抵御可能的技術沖擊和抗風險能力。
六是促進勞動力的城鄉和區域自由流動。技術擴散具有階梯性，不會平均且快速地擴散到所有地區，總是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依次擴散，而被“替代”的勞動者可以轉移到還未被取代技術波及的地區。
七是注重個人隱私保護和人文關懷。面對技術狂潮的侵襲，需要保留更多人文記憶“自留地”，讓一些傳統技藝得到傳承和發展。由于算法壁壘和技術霸權，個人在平臺企業和技術面前是脆弱的，因而要更加注重保護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使人們能夠安心享受AI時代的技術紅利，實現人與技術的和諧共生。
（《技術陷阱：從工業革命到AI時代，技術創新下的資本、勞動與權力》，[瑞典]卡爾·貝內迪克特·弗雷著，賀笑譯，民主與建設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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